秦前红 徐亦鹏:配额与平等——评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6 17: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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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徐亦鹏  

  

  内容提要:基于我国国情而论,为了实现公民高等教育机会的实质平等,在我国高校招生制度中有必要采取配额制,亦即将招生名额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配。现行的分省配额制有诸多弊端,不仅不利于平等的实现,而且造成了国内社会的种种矛盾。我们应当对分省配额制进行调整,一种以大区为划分基础的配额方式或可成为适应现实需求的改革方向。

  

  当今社会生活中,配额制习见于经济与贸易领域,常常被提及的“进口配额”、“销售配额”等便是其具体应用的方式。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维的引导下,配额成为国家调控经济发展及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仅从表面上观察,我们很容易将配额与计划经济相联系,但作为政治学中一种传统的基于平等主义考虑的民主选择制度,[1]配额制在追求平等权实现方面具有特殊意义。高校招生,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是一项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为了在此过程中充分照顾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包括我国在内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往往会在高校招生的政策中或多或少地引入配额制。配额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形式平等之制度的修正。既然是修正,便有了度和量的斟酌--这正是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严肃论题,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配额制初探

  

  (一)配额制的涵义

  配额本意为分配数额,表现为在当某种分配行为存在多个对象并且相应资源有限时分别加之于每一对象的数量控制。在配额制中,分配主体往往是分配客体(资源)的拥有者或控制者,分配之对象则是资源的需求者,对分配主体存在从属或依附关系。在分配主体预设的特定价值标准下,分配对象被区分为不同层次或者类别。基于这样的区分,分配主体制定具体方案,给每类对象以不同待遇。简言之,配额是对有限资源的一种管理和分配,以平衡供需不等或各方不同利益的矛盾。

  配额的前提是分配对象间差异的真实存在。所谓差异的真实存在,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分配对象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区别;二是这样的区别导致了形式平等分配方式下分配对象间的可期待利益产生鲜明对比。在现实中,这样的差异往往以地域、种族、性别、等级、信仰等因素为判断标准。

  (二)配额制的作用

  平等权可以说不是一种具有具体内容的权利,而是一种实现权利的原则。[2]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即否认特殊人民享有任何特权,[3]这意味着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对抗专断、实现自由和受到保护。[4]形式平等完全否定一切不平等身份以及由不平等身份所带来的狭隘法律观念,[5]诚是法律和政策设计所应秉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在古典自然法学派所假设的自然状态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思想家所预想的人类发展之高级阶段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由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差异,那么形式平等可以直接满足人类对平等的追求。但现实中的人无不生活在种种相区别的环境之中--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人们所赖以追求幸福生活的客观条件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在同一的标准或规则下竞争,我们很难避免一种难以接受的、野蛮的结局--这又与消灭不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现实条件下一味推崇形式平等,于手段上是简单的,于结果上是粗暴的。

  在这一前提下,配额制便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它有助于挽救形式平等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结果。平等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区别,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是“真实的非歧视(realnon-discrimination)”。所谓“真实的非歧视”就在于每一个人能够平等获得自由塑造生活的能力和机会。[6]具体而言,配额制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差别背景差别对待。配额的合理运用,从微观方面可以满足各类对象对于资源的需求,使个体不被出身之因素局束了发展的空间,使客观因素造就的贫弱者不致对社会的优良资源丧失希望;从宏观方面则有利于维持社会均衡,缩小差距,消弭矛盾,防止残酷的“马太效应”[7]在社会阶层间放大。

  (三)对配额制的限制

  配额制的应用有赖于具体配额的制定--既然融入了价值判断和人为限制,那么配额制至少在表面上和我们所提倡的自由与平等有相当距离。并且,配额制给予资源分配对象以不同待遇--这个尺度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于是,分配主体在制定配额时具有了广阔的裁量空间,一旦涉及公共资源分配,则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们可以把有限公共资源的配额制定视作一项权力,且称之为配额权,[8]这项权力与公共资源的需求者之利益休戚相关。本文认为,配额权行使过程中对实体性因素的考量须遵循两个“必要”之原则:

  首先,配额在必要情势下方得制定。即分配对象间存在的个体差异足以导致形式平等制度下的分配不仅会引发极端不公正结果的出现,而且必然使其结果在实质上违背该项资源分配的社会目的。分配对象间的差异当然存在,正如人与人当然有区别,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必然性差异--在社会意义上能把人和人区分开来的,并且难以为个人自身努力所改变的因素,如性别、种族、户籍等等。譬如一所学校通过赛跑选拔田径队员--将队员资格视为一种待分配的资源--倘忽略男女运动员的生理区别而让所有人同场竞技,唯成绩而论,这将导致荒唐的结局。于是有必要对男子组和女子组实施配额。

  其次,分配对象在必要标准下方得被分类。即对象的区分标准愈简愈好,类别愈少愈佳,不应考虑资源分配的社会目的之外的种种因素。简化分类标准既是平等的需要,又符合效率的追求。标准越多越细,则分配结果距离形式平等就越远,倘若此标准与分配行为所看重的个体素质无甚关联,则分配结果同样难以满足平等的要求。此外,分类标准细化与效率降低之间的因果关系自不待言。继续上面的举例,学校举办比赛选拔田径队员,区分男子组和女子组是应当的,考虑到对残疾学生的照顾,若给予残障学生配额也无可厚非,若继续区分,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配额则显得没有必要--不仅有损公平性,而且操作繁琐。

  除却实体性因素的限制,配额的制定还应受到一定程序之规束。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越不具备形式平等之外观,则越倾向于出现专断和滥权的现象,配额制的先天不足也就在于此,若不能正确处理之,调控手段将与最初的平等追求南辕北辙。为弥补这一缺陷,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实为配额权行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程序在一方面能广开言路,让问题的各个方面得以清晰呈现,以使配额的具体内容趋近于合理;在另一方面使配额的制定更具形式合法性。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之重要公共资源的分配事项上,配额甚至应当由法律而非政令来决定。

  最后,就某一特定配额而言,其合理性仅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空间。对业已制定的配额需要经常审查,影响实质平等的因素一旦变化,配额即需要适时调整抑或废止。

  

  二、我国高校招生仍应实行配额制

  

  (一)我国招考中配额制的历史沿革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考试莫过于科举,科举制度的雏形初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六世纪末的隋朝,到20世纪初叶方废止,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具体制度中,这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是影响最大的一项。[9]由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科举考试曾经应用配额制来解决地区差异问题。

  在科举取士的初始阶段,就已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度,规定各州县按人口多少贡举不定人数至中央参加考试。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内,北方考生在科举中据优势地位,至北宋中期,出现科场及第优势的南北易置,北方及第人数锐减,南方举子占了及第者的绝大多数,引发以司马光和欧阳修为代表的南北地域之争。金太宗灭北宋后,实行“南北选制”,后因南北差异缩小,改而转向“南北通选”制度。明代洪武年间极端的“南北榜”事件最终促成了之后的南、北、中三大区定额录取制度,此后分区细化,终于康熙年间代之以分省定额取中制,一直延续到科举考试的废止。[10]

  民国的很长一段时期,高校采取单独招生考试的方式,至1938年始在国统区正式实行国立高校的统一招考。其后,统一考试继续发展,1940年设16个考区、18个招生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1941年后,因战事严峻,招生困难,高校统一招考被迫中止。[11]新中国自1952年实施统一高考后,就实行过地区定额录取制,[12]也即分省配额制,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该制度逐步完善。[13]

  我们看到,对疆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任何大型考试都会面临区域间的差异问题,依区域实施配额已是一个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制度。

  (二)配额制可保障考生的教育平等权

  公平是考试招生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考试招生形式平等的基本要求。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我国边远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若反映在同一套高考试卷上,则将是悬殊的分数。事实告诉我们,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对个体知识程度影响深远,生活在边远地区的考生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去弥补因本地基础教育水平的局限而造成的竞争劣势。若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数一概而论之,定会侵害边远地区考生的教育平等权,得到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结果。罗尔斯在其第二项正义原则中指出,社会与经济的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其次,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14]在教育领域,“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不应当依赖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所以,学校体系(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应设计得有助于填平阶级之间的沟壑。”[15]针对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以及基础教育水平上存在的区域性不均衡状况,当采取差别原则,在招生时给予不同区域考生以实质平等的机会。

  以区域划分为基础的配额制可以破解高校招生所面临的各区域基础教育水平不一的难题。边远地区所得到的合理招生配额是当地考生教育平等权的有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对边远地区的招生配额不应被视为一种政策优惠或平均主义做法。法律眼中的公民生而平等,彼此间没有差别,若仅仅因为生活区域的不同而造成不同公民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难度别如霄壤,那是不公正的。边远地区不乏可造之材,获得相对高分的考生应该得到录取。

  边远地区考生成绩劣于其他地区,需对此结果负主要责任的不是考生本人,而是国家和社会。于国家而言,过去几十年对边远地区的照顾显得还不够,既有扶持力度不足的问题,也有投入方向偏差的因素,未能使其基础教育水平跟上全国的脚步,因而就客观方面论,边远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差距很难说是缩小了。于社会而言,在我国长达数千年历史中,现代意义上的边远地区大都是被中原人所鄙夷的荒蛮之地,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这些地区难以受到与中原地区及东部沿海地区相同的待遇。我们虽废除了歧视制度,但若在短时间内即采用分数的中立标准衡量各地考生才能,则过去受到不公正待遇地区的考生也很难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配额制已经成为国家在高校招生制度中保障少数族裔以及被歧视人种考生的重要工具,以亚洲诸国为例:印度的高校招生制度为特定部落和种姓按人口比例实施配额;马来西亚实行种族配额制度,尤其注重保障马来西亚土著的受教育权利;[16]泰国则以一级行政区为单位提供一部分免试配额,以照顾因未受到良好基础教育而难以与其他人平等竞争的考生。[17]无区别的待遇无法解决基础教育阶段的特殊问题,也不能消除事实的歧视,无法保障公民在入学竞争中的实质平等。[18]以地区为单位的配额制则有助于考虑生源地之基础教育水平状况以及历史因素,保障考生受教育权的实质平等。

  (三)配额制有助实现全局协调发展的利益诉求

  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曾指出:“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19]并在其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多次申明国家复兴之希望在于教育的观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费希特率先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他主张教育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同时坚持以社会为目标,担负起传递文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任务。[20]在其思想中,教育的社会功能已经远远超过个人意义,并且教育是社会发展、国家复兴的主要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看到高考招生制度的社会意义:就短期而论,招生制度给了社会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期待;从长远而言,招生制度关涉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发展前途与命运。

  配额制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差异,维护社会稳定。前已述及,就整体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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