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斌:爱国者归宿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2-06-26 10: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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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  

  

  延祚五千多年的封建中国其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二十五史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王朝中国,乃治乱兴衰的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封建王朝的中国,叫文化中国。所有的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绵延越千年,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江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汉族文化的沦丧,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因为,汉文化的兴亡,才是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大事。

  儒家的“忠义”史观,是中国数千年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忠义”,乃“忠为报国”。孔孟之后,封建统治者则将其异化为“忠君报国”。顾炎武这痛心汉族文化衰亡之感慨,显然仍未从根本上捅破君权专制下的“忠义”观念这层薄纸。

  专制王朝的君王是国家的主宰,也是国家的象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概括。还有所谓“朕(皇帝的自称)即国家”,“朕即天下”的说法,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君王和国家的关系,所以把忠君和爱国联在一起,忠君必然爱国,爱国一定忠君,要杀身成仁保全名节。但我以为,在民族危亡之时,这“忠义”还有一种值得思考的内涵。它不仅是争得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也是生命价值之所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忠义史观局限性显而易见。

  要在举国“君君臣臣”的观念思维根深蒂固,每临大事献忠耿表忠心的专制氛围里谈爱国,其实最不容易。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灌输忠君教育,传承讲说忠君故事。正如《正气歌》中所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奖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从比干到伍子胥、吴起、蒙恬、陈平、李广、李靖、苏武、诸葛亮、萧何、魏征、寇准、杨业、包拯、史可法、文天祥、海瑞、郑成功、夏完淳,左忠棠、林则徐……他们中既有学富五车的文官,也有能征善战的武将,既有冒死进谏的耿耿忠臣,也有宁折不屈的愚忠臣子。在近现代中国,更有包括谭嗣同、秋瑾、李大钊、瞿秋白、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等英烈们,多少英才在权力专制的残酷,独裁者独断专行中灰飞烟灭、含冤蒙垢。

  爱国本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怀,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尊严感,是一种大气磅礴与生俱来的澎湃气势!可是综观历代王朝所有的爱国超越自己生命的先辈们,悲剧的一生几乎成了宿命的归宿。

  爱国者悲惨结局,最早可能就是殷商时代的太师比干了。他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商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其悲惨结局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屈原满腔爱国热情,却备受冷落、猜疑、排挤,他谱写《橘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写不尽的爱国赤诚,表不尽的雄心壮志,诉不完的铁血丹心,道不出的彻骨悲凉,“路漫漫其远修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问天地无语,报国却终无门,被奸佞所害,在无出头之日的悲愤绝望中,终于毅然决然地抱石沉江,汨罗江的水声里,至今仍在汩汩悲鸣,其哀大莫于心死的决绝想来潸然泪下。

  贾谊一腔赤诚爱国,先是被王公权贵们嘲笑奚落,后是被贬去湖湘蛮夷,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在巫山云雨潮湿的南国踽踽独行。面对滔滔湘水,他满腔悲怆地写下《吊屈原赋》,阴阳两界竟容不得俩颗伟大爱国的灵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耳闻目睹内忧外患、隐患重重,他虽极力喊出盛世表象下“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但终是在忧愁愤懑、涕泪交加中黯然离世。连把专制独裁玩得炉火纯青的毛泽东也为他鸣不平:“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七律•咏贾谊》)

  岳飞不惜用脊背刺字“精忠报国”来申明爱国矢志,半生都在准备“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莫须有”三个字,千古奇怨,风波亭的惨案,痛彻历史。曾有诗人悲愤喊出——这是历史的悲哀,是时代的不幸,是正义的屈辱,是良知的死亡。苍天,哭泣吧。大地,怒吼吧。太阳,坠落吧。宇宙,毁灭吧。”

  辛稼轩爱国,半生都立志要金戈铁马收复河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但他年年“遥岑远目,献愁供恨”却只能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揾英雄泪”。 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可怜白发生!”的内痛,这既是终身遗憾的叹息,更是一生悲壮的呼喊。

  陆放翁爱国的“一片丹心”始终得不到展示的机会,不能不常常感到压抑和愤慨,“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气如山”的雄心壮志与“空自许”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郁结在心的郁闷、失意、悲怆化做了诉着作者心头对“和戎”国策的谴责和报国无门的憾恨。六十八岁,尽管年老体衰,闲居乡下,却仍然盼望着为国尽力。“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最后只能寄希望于《示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情此景,读来怎不令人仰天痛惜!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连一向在闺阁中吟咏“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崇尚在“绿肥红瘦“中卿卿我我的女词人李清照也一改缠绵悱恻的词曲,下笔情辞慷慨,激昂雄健,与她的词风迥异。政治抒怀诗中“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凶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等词语。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弱不禁风、郁悒伤秋、手无缚鸡之力的佳人之手!存在决定意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这位婉约词人赤心表白的爱国情操推向顶峰。

  秋瑾爱国,面对国土沦陷,民不聊生,“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 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面对民众“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一贯麻木劣根性,这位鉴湖女侠立志“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她大声疾呼“堂堂中国,岂能为奴?柔弱的肩,怎能挑中华重担 ?苟且的心 ,怎能使中华振奋?秋瑾 !秋瑾 ! 渴望“几番回首京华望 一身肝胆男儿心”、“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含笑饮恨饮弹。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四句诗,以半生孤苦伶仃、悲惨悲愤的遭遇,泣绝命词把爱国的绝命归宿诠释到极致。

  谭嗣同爱国,矢志不渝于“戊戌变法”,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被绑缚于菜市口行刑途中,麻木不仁如行尸走肉的老百姓却拿乱菜帮子往他脸上扔……

  爱国者多是以修齐治平为已任的文人,而且大都被肝脑涂地、身诛祸族,而名符其实的卖国奸贼大都笑到最后。“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王朝爱国者的周期律至今仍循环往复。

  如果没有爱国的袁崇焕,明朝可能至少提前十年被清朝灭亡,如果袁崇焕没死,至少在他有生之年,皇太极的八旗铁骑无法越过长城。但同样爱自己天下的崇祯帝,在凌迟酷刑袁崇焕的同时,把国家也套进了绞索。爱国即忠君的王朝本质,掩盖了始终专制的根源。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再回顾文天祥和林则徐壮烈而又悲情的一生,刚正不阿胸怀大志,为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为民心系众生政绩斐然,却一样难逃当权者的冷眼相待,始终被奸佞者的诽谤诬陷、排挤、打压、流放,如果说这样的爱国情怀都要注定是悲情的一生,那么,爱国岂不成了一道打不破的魔咒?这样的结局令人怎不浸透骨髓的心寒?历史的悲喜剧总是一直惊人相似地在上演,历史是由忠臣和奸臣一起来抒写的,忠臣和奸臣爱国的最大区别是,一个以国为重一个以家为重。国是众生的利益,集体的荣誉,家是自己的算盘,个人的前途。由此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爱国者们,他们的境况一样令人唏嘘无语。有多少黄钟假汝之名被毁弃,又有多少瓦釜假汝之名在消蚀!还有多少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爱国思想和思想者,仍然被囚禁、压制、掩盖!

  历史一再印证,在极权专制的国家,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是极权者最后赌注的骰子,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卡扎菲……

  正如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曾提醒那些主张“团结一致往前看”的人说:“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历史,最艰难的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不能动辄就以“伟大、正确,英明决策、运筹帷幄”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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