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人性的两个层次与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2-06-26 09: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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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存生  

  

  【摘要】法根源于人性。人性的自然层次与法无关;只有当人具有理性和生活于社会之中后,才产生了对“法”的需要,以协调人们之间的活动,理性也才使人有能力为自己立法,因为法是具有理性的人和谐交往的准则。正因如此,法所表达的主要是人的社会生活之道,这个道就是广义的道德,它的终极就是正义,即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这个道与自然之道并不是截然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在对后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创制出来的,是人的思维着的理性为人所立的法。

  【关键词】人性;社会层次;法

  

  法根源于人性,因而法哲学在研究法时必然要研究人性。西方法哲学各派虽然都承认法根源于人性,但在关于什么是法的人性基础的认识上明显存在两派: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前者以自然法学家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法根源于人的理性,是理性所发现的人的规律,即道德律;各种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分析法学家则是后者的代表,他们认为感性是人的根本,而人的感觉的苦乐感使人自私,只追求功利或只顾个人的眼前利益,不顾其他。法正是根据人性的这一特点而设计的,目的在于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他们之间的分歧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人性认识的片面性。其实,感性和理性都是人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理性与感性是不可分割的,理性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人性因而有着两个层次:自然层次和社会层次。自然层次的人性是天赋的和相对稳定不变的,其中作用的是由其自然属性所产生的自然法则或丛林法则;社会层次的人性是多维的和相对可变、可塑的,它存在着使人做错事、坏事的可能性。因此,人性的第一层次不需要法,只有第二层次的人性需要法来引导,使之趋善避恶。因为人的做错事、坏事的可能性仅仅靠个人的理智是无法阻止的,它需要一种体现社会或集体理智的力量,而法正是它的体现。

  

  一、人性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

  

  (一)人性的两个层次

  人是地球上的高等生物,是灵长类动物中的最高一种,她不仅群居于社会之中,而且具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智慧,即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能从某种程度上认识自己和周围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符号来概括和交流这一认识成果,从而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行为具有创造性和能从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和周围环境。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给予人类一极高的评价,说她是“地球上的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1]

  显然,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中我们已知的最高的物质存在形态——具有感受力和创造力的生命体,这使她不仅能从外界索取食物,而且能根据需要改变周边事物,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意味着在人的生活中,既有从大自然所继承来的东西,又有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既具有其他生命体所共有的属性,也具有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属性。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之为人的自然属性或动物属性的话,那么可以把后者称之为人的社会属性。它们构成人性的两个层次。

  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高等的灵长类生物所共有的东西,如肉体和各种感觉,[2]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欲望——食欲和性欲等,因此而产生捕食、生育、睡眠和嬉戏等行为。所不同的是,人有自己特有的肉体形状,人的感觉在种类上更多,能多方面捕获外界信息,虽然在某种感觉上不如其他动物,如视力不及鹰、嗅觉不如狗等。

  人的社会属性指在社会状态下新产生的属性。这些属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其精神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二是其行为方面也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具有社会实践性,它集中体现在自觉性、目的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社会群体性和社会制度性。

  社会层次的人性都是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新属性,如认知能力上的理性,欲望上的财富和权力欲,行为上的自觉性、道德性等,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社会实践中的感觉的积累使人有了经验,进而产生了知性、理性的认知能力,和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而这些能力和欲望促使人更大范围地进行实践,也使人的行为更具有目的性、自觉性和道德性,进而用制度来记载和强化这些属性。这意味着社会实践是社会层次的人性的关键,也就是说,有了社会实践才有了理性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各种欲望,才使人的行为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道德性等特点。

  (二)人性的两个层次的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性的两个层次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差别,又互相关联和依存的,它们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有以下表现。

  人的自然方面和人的感性以及由之所产生的人的欲望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人的一切活动和属性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人(和动物一样)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的自然方面或没有人的自然属性就不可能有在社会状态下人的各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属性。这是因为这些新属性并非凭空产生的或白手起家的,而是社会状态下人原有的自然属性的新发展或新演化,如饮食文化是由人的饮食本能演变出来的,婚姻方面的习俗和制度是由人的性和生育功能为基础的,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也是与人的欲望的无限和由此而群居的特点密切相关,财产私有的观念则基于欲望无限与资源稀缺的矛盾,理性是感性积累和升华的结果等。[4]这就是说,人的社会属性是由自然属性派生出来的东西,或者说是社会化了的人的自然属性。这意味着在社会状态下人原有的自然属性不是丧失了,而是有了社会的方式和意义。这也意味着只有把具有人形体和遗传基因的生物放到社会里才可能变为社会的人和具有社会属性,否则就不可能发生这些变化。正因如此,其他生物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变成人的。

  人的社会性以自然性为基础,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多维性?人的社会行为的多维性具有以下几个表现:(1)价值取向的向私或向公、向善或向恶的多种倾向性;(2)个人行为方式和方法上的多样性;(3)人性的“异化”或“异化”的人性。由此可见,人的行为的多维不是起因于其本源的不同,而是归因于后天的社会之复杂。

  人的自然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前提和基础,不等于说它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因为一种事物的本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它所特有的,因为只有这一点才使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显然,能把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如人的理性思维的特点,人的行为的道德性的特点等。这从历史上和现实里我们使用“人性”一词的习惯用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我说某人的行为缺乏人性指的是什么呢?显然指的是他与动物相似的粗暴和残忍。这是因为这种行为缺乏道德性和文明性,也就是说不符合与所在社会文明程度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这就是说,只有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我们才说他是个人,否则就不把他归于人类之中,就会骂他是个“畜生”。

  人的社会层次的属性不是天赋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习得的,是习惯成自然(本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进入社会前,它还只是一种潜在的东西、一种可能的东西,是后天的社会实践才把它开发出来,使它从可能变为现实。至于开发了多少,开发到什么程度,那就看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社会层次的属性是后天的,是可塑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社会环境的因素,这包括大环境——时代环境,和小环境——家庭、学校、单位环境等。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环境造成人,每个人都受制于其所在的时代,他是时代的人,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其二是其主观的努力,立大志者、注意修养者与胸无大志、不严格要求自己者的素养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差别有时会有天壤之别:有的性善,有的性恶。而这一差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人性是上面已论述过的多维性和多样性。

  人性的两个层次的关系是一种过程关系,它就像机器部件生产中的浇铸和加工,人性的自然层次所产生的只是个半成品的人,人性的社会层次才使他变为成品,而且是在一个人的成年定型之后。它也像绘画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前期所完成的只是图景的基本框架和轮廓,后期才使图景线条细腻和色彩丰富起来。人性的两个层次的过程关系突出表现在人生的几个阶段:胎儿是完全为自然人性所决定的阶段,他(她)所服从的只是生理规律,不受社会的影响;少年和青年时期的人开始接受社会的各种影响,具有社会性,但对社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所以尚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行为往往为激情所支配;成年之后他(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其行为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遵从社会交往的一般规则,从而真正具有社会性和道德性。

  

  二、法与人性的两个层次

  

  (一)西方历史上关于人性的两个层次与法的关系的论述

  西方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曾论及人的二重本性问题,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明确地使用了“第二本性”的概念。他说:“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但这样做了它就创造了一种第二本性。”[5]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人的品德时也把它与生而俱有的属性区别开来。他说:“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本性。自然的东西不能用习惯改变。人们自然具有的是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德性则和其他技术一样,是用了才有,不是有了才用。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生成,通过习惯而毁灭。人们通过相应的现实活动,而具有某种品质,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6]他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能通过后天的实践获得优良的品德,是因为人有理性,特别是其中的实践理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的理性之所以使人具有德性,而且是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品性,这是因为理性是能使人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的一种能力,它能使人认识人的政治或城邦动物的本质,从而使他们能明辨是非,懂得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并能按照此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也就是说,理性使他具有一种优良的品德,而这才是他从事政治活动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他说:“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7]又说:“人们所由入善成德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人类的某些自然品质,起初对于社会是不发生作用的。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几其长成,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人类[除了天赋和习惯外]又有理性的生活;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而理性尤应是三者中的基调。]”[8]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因为德性来自后天的习惯,而习惯有好坏之分,因而人的品德有善恶之别。他认为好的品德,即能使人过一种至善生活的品德就是正义,它是在家庭和国家(城邦)这些社会组织的活动中逐渐养成的,也是指导这些组织活动的最高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的好品德的养成和城邦活动中正义原则的落实,不是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它必须借助于一种凝结着集体理性(智慧)和能具体表达正义原则,且能凭借公共权力强迫人们遵从的特殊手段,即作为社会制度的法律。他说:“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9]法律由正义衍生,用以衡量人间的是非曲直。他说:“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10]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把法律作为人的社会性或人的社会品德——道德性的一个派生物和培养这一品德的辅助性手段来看待的。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近代的许多思想家也把法律的产生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认为法律,特别是实在法或国家法只是人类进入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即在自然状态或野蛮时期,人类的活动服从的是实力法则或丛林法则。如霍布斯就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人与人争斗的“战争状态”,说在这一状态里人们没有财产和是非观念,彼此之间像狼与狼一样争斗不休;只是在签定了社会契约建立了公共权力,从而进入社会状态后才有所改变,人们才有财产、是非和正义的观念,并制定了民约法以作为具体衡量的标准。斯宾诺莎在论述自然状态时指出,这时人们所服从的是大自然的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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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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