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4 2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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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5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

  可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但是,在两国媒体、民间、军方甚至学者当中,中美关系“前景悲观论”甚嚣尘上。由此,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感知与未来的期待上,呈现出鲜明的官民脱节、官媒脱节、军民脱节现象。此外,美国高层的美好言辞似乎同其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之间存在反差,给人留下“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印象,反过来强化了“冲突论”、“悲观论”市场。如何将高层的意志转化成多数人的共识,如何将政治宣示落实到具体行动,是近中期中美关系努力的方向。而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充实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从而为最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创造条件。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

  

  一

  

  中美关系既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对其现状和前景的把握就不能从一时、一事中仓促得出结论,甚至也不能从几件事、几年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而必须始终从纵深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中总结规律。

  在2011年1月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高层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换言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两国关系总体运行是成功的,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

  那么,40年的中美关系究竟有哪些基本规律可循,有哪些基本经验可资借鉴呢?笔者将其基本规律概括为“螺旋上升、起伏不定”,将其基本经验概括为“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充满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前的,而不是倒退、走回头路。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这一数字仅低于中国同欧盟27国贸易额的总和(5672亿美元),也是中国与东盟10国2016年要努力实现的目标。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密室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60多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三年内会晤11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密。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0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趋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两艘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无他,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而且近年来呈现两国斗争白热化的趋势。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以上两个基本规律和两条基本经验,无疑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参考和启迪意义。

  

  二

  

  有意思的是,自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到2009年1月小布什下台,在近8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再未出现上述每隔两三年定会发生的重大恶性事件,相反,这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使两国关系保持了冷战后最长时段的和平稳定状态,以致不少人一度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打破“起伏不定”的周期律,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第一件事发生在2003年12月9日。这一天,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温家宝总理期间,当着全球媒体的面正式表态反对陈水扁搞“入联公投”,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反对“台独”。自此之后,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主要不再是美国支持“台独”与否,而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台军售。

  第二件事发生在2005年9月21日。这一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在这篇重要演讲中,佐利克提出了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带有某种颠覆性的命题:中国不反美、不反民主、不反资本主义、也不反现存国际体系。因此,美国不能再用大国关系的旧模式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而应调整过去30年来的对华政策,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础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崛起论”,对华战略手法由“接触+遏制”转向“融合+牵制”,具有某种转折性意义。

  第三件事发生在2008年8月8日。这一天,小布什携一家六口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当时西方借“3·14”西藏骚乱事件抵制北京奥运甚嚣尘上之时,小布什一家的到来客观上起到某种示范效应,带动多国元首访华,宣告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图谋的破产;同日,俄格冲突发生,小布什未紧急回国,仍如期在京停留三天观看奥运赛事。这一事件表明,在攸关13亿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上,小布什总统顾全大局,由此一定程度改善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

  这三件事之所以相继发生并总体对中国有利,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就是2011年“9·11事件”的突发。由于“9·11事件”,曾经想当一名“文教总统”和实现全球战略收缩的小布什最终成为“战争总统”,被迫将战略重心锁定全球范围反击恐怖主义,并将地缘重心转向中东、中亚。这一变局客观上使小布什政府淡化了“中国威胁论”,弱化了对亚太地区的经营,并期待同中国的战略合作,由此极大减缓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9·11事件”及后续的美国战略调整做出了迅速准确的战略判断,将联合反恐视作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机遇。于是,中美联合反恐的大气候压住了其他各种矛盾汇集而起的小气候,中美关系遂相对平稳度过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国际重大变局往往可以极大程度重塑两国关系的面貌,而能否朝互利共赢的积极方向演进,则取决于双方高层和战略思想界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及时果断调整。双方认知路径一致、战略调整相向而行,则无疑将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从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到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这两年间中美关系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就多少同彼此的战略误判有关。鉴于国内对这一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不一样的评估,笔者在此略作铺陈,以厘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出笼的特殊背景。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怪圈”,而且较之小布什时期似乎更进一步。从当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对华政策出奇的积极,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面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反恐战场重回阿富汗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即,美国急需中国全方位合作与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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