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读书人:独立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6 次 更新时间:2012-06-24 08: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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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读书人,作为时代的一种特征与存在,时刻都在对这个社会有所反思,他们的反思中略带着一种悲催,一种来自内心的“理解的同情”,却又无可奈何。

  

  在很多问题面前,他们似乎都是一种"糊涂"的状态,并且这样的"糊涂"被外界猜测为不会思考,甚至是书呆子,而不识时务。其实并非这样,在笔者看来,很多时候读书人都在保持一种内心的果敢与抗拒。他们的抗拒,是来自内心世界的自省,并且这样的抗拒并不是抗拒本身,而是趋于一种政治智慧与原则。

  

  只是这样的原则背后所主张的,或者保持的是一种独立与自由。在历代的知识分子眼里,我想这两种精神是必须的“此在”(海德格尔)的,是一种不可罢免的责任。比方说,民国时期的陈寅恪先生,“自由精神与独立原则”在很多时候都支撑着一个读书人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故此便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后来,而在之前,却也是“独树一帜,桀骜不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将其本人的“政治智慧”也包含在了字里行间之中,离开大陆是“错误”,却去了台湾也并非是什么好的选择,独自暗于中山大学的生活,独立自主,安然释怀,无所牵绊,却又趋于自身,这却也并非不是什么好事。故此,我们常常认为,在世界的现实面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威严面前,权力本身对于每个人都存在一种约束与影响,对于读书人而言却只能是这样的“曲水流觞”。

  

  这样的“独立”并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所被交付,而是一种残存。当一个人的意志被趋于不得不的扭曲,认为:只有选择加入,或者是态度上的认同,那么才可以幸免于难,否则在“中间”抑或是“左”是右都必须做出一个答复,难道胜利之后的新中国没有给予太多的案例来证明这样的“政治正确”吗?的确,当利用公权力去打压一种选择,利用资源去控制一个人的自由,亦或是道德绑架来胁迫一个人的思考,这个人就只能是不得不的妥协,并且在内心中作出一步步的让步。反之,就是死路一条。在利用语言的恐吓,利用权力的排斥,利用权威的否定,利用道德的控诉,无论是在群体之中的权力游戏圈,还是在学术圈比比皆是,如此,保持一份自我何其之难!特别是当权力与权威被集中到某个人的身上时,如果反对这个人那么就是反对这个集体,而不能有异想的自我,在此就会被打压的可能,并且这样的可能性极大。自由,便在这样的处境中变得极为的尴尬,而反面却是由某种独立思考与判断得出的某种结果,进而选择上却做出的是违背意愿的行为。分裂的人格由此变得可笑却不怎么好看。或许没有自由的生活就是最大的生活,或许没有独立的独立就是最大的独立,当我们在面对一份来自内心的恐惧,并且这样的恐惧是由权威与权力造成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果敢的保持一份原来的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成为了问题。譬如,“文化大革命”所能带给我们的思考,在此就不得不反思:集体与个人的,在集体被权力驾驭后,却是个人得不面对的“群众斗争群众”,“集体消灭个人”的局面。最后,所有“抱歉”的是,那个时候却当了一个胆敢的人而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确,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机会主义者的确是好处万分,却也是在这样的群体运动之后,被骂名最多的个人。知识分子中的这一局面,难道还不多吗?他们恰好是最不坚定的一个群体。好在这样行为之后,在面临一场来自社会运动的打击时,自己或许可以幸免,却丢失了尊严与人格,也丢弃了立场与责任。的确,当政治被运用在了生活之中,生活中的我们就更难以面对来自“独立”与“自由”的挑战。

  

  另外,自由主义同样如此,在遭遇社群主义与“新左派”的围攻时,也是尴尬的站在了无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围攻的境地,甚至没有话语机会去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形态而无一个话语空间可以支撑一份来自本身的自卫。同样,在笔者所研究的底层社会中,被底层的底层,往往也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说,或者不敢说,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说,没有这样的场域去表达,以至于总是在担忧,总是在埋怨自己的胆怯。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于此不得不选择一种内敛的表述。

  

  这是一种自由吗?这又是一种对独立吗?没有答案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所谓的话语建构能够为你开脱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桃花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有这样的情节,在面对一个世界的时候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抑或是直接把自己边缘化,寻找到那么一条总算是属于自己的路。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独立与自由怎么样才能不被权力所侵蚀,或者是怎样才可以保持一份内心的独立与自由。选择的自由与话语的自由,相信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更是一个政府的文明性的标志。对于我们而言,知识分子所做的,不仅仅是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理想性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做好一个独立与自由的自我,一个读书人应该禀赋的责任。这样才能对社会的良心所有担当。

  

  只是,在担当的“未来与现实之间”(阿伦特),我们太需要歌德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所说的“光明,光明,多一些光明!”而不是乌纳穆诺套用这一格式,反驳歌德时所说的“温暖,温暖,多一些温暖!”(参见《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序言),刘擎/著,新星出版社,2006)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于武汉·喻家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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