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73 次 更新时间:2005-01-17 13: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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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林希翎是1957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1957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1957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征。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当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1。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

  

  因此,我们研究“1957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

  

  (一)

  

  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79年7 月4 日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所谓《复查结论》说起。该《结论》给林希翎列举了三条罪名:第一条是“1957 年5 月23日至6 月13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第三条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同事“;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公布、抄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这一条确实是最具林希翎“特色”的:她当时影响大,也就是因为她在第一条所说的北大、人大演讲中,公开提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谓“煽动改变社会制度”、“反对中央整风方针和部署”,其“依据”都是她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的对中国现实的议论。《结论》还具体举出了林希翎有关的“罪恶”事实:“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示’。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2尽管这里的价值判断很难让人认同,但其所叙述的事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到,1957年的鸣放运动及其后的反右运动的国际背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变动与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风与反右都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中国反响。而这一反响,又包括两个层面: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反响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反响,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决定了整风与反右运动的发动,走向与结局。

  

  因此,我们的讨论还要追溯到中国最高层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反应。据时为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是1956年2 月24 日晚在苏共20 大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会后由一位联络员作了通报: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3“但是,在苏共20 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 月10 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20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吴冷西清楚地记得,3 月17 日晚,他突然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以及杨尚昆(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据他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将报告全文看完,但在会上对报告作了两点评价:“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吴冷西的感觉中,毛泽东的两点论尽管没有展开,却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了“破题”。4吴冷西的感觉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后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动部署其实都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判断。据李慎之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当时就跟他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5,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6,最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圣人”之路了。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这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深知毛泽东的胡乔木曾经说过:“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7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处处顺从,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大概也给毛泽东以极大刺激,由此形成的所谓“赫鲁晓夫情结”,是预伏着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喜”一“忧”,就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反应。大体说来,从1956年4 月5 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1956年12 月29 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毛泽东反应的重心有一个微妙的重要的变化。据参与起草这两个文件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对“一论”作了四处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这四点尽管含有为赫鲁晓夫补“漏子”的意思,但重心还是支持赫“揭盖子”。因此,毛泽东在最后作总结时,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重申“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随后,于4 月25 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4月2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都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自觉努力和尝试。9前引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但从十月以后,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引发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激烈的论争;

  

  而铁托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这大概更是给自命“斯大林”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的酝酿、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把重心转向了“捅了漏子的后果”,即所谓“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并且表示:“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毛泽东还据此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判断:“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因此,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要“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毛泽东还指示,《再论》“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10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论述:“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还针对对国家计划管理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批评,强调“苏联经济的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的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文章同时又提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这都是回应铁托的,大概就是“给修正主义一刀”吧。《再论》因此发出警告:“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分析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再论》还特别强调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11这背后所暗含的意思,人们也许要经过以后一系列的事变才能恍然大悟。

  

  因此,《再论》虽然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但其国内的背景却是依稀可见的。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里通外国”的问题,并且说这样的人“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都有。高饶事件又被重新提起——其实毛泽东在断定“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时,大概就想起了高饶事件,因为他早已断定,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在他看来,国际与国内问题总是有内在联系的,他也因此早已发出过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发动的)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12显然在毛泽东的估计中,这三大危险在195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是更为严重的,必须认真对付。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自我警戒:“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13这些话看似随意说出,却是更真实地道出了毛泽东内心的紧张,某种不安与隐忧,以后的种种举措是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心理动因的。因此,当他听到有“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大民主”的概念,就立刻敏感到这是代表了一种“思潮”,14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并且也提出了对付的办法,即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去反击“资产阶级大民主”,也就是开展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搞阶级斗争,“狠狠地斗一下”。15半年以后的反右运动其时已经开始酝酿于心,只不过人们一时未能领悟而已。同时,他也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6毛泽东一生对“官僚主义者”都无好感,他们也是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阻力。他发动整风运动当然也含有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整”一下“官僚主义者”的用意。但他区分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心里明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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