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1 16: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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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昂  

  

  【摘要】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结果是清帝逊位,以禅让模式终结当时统治中国的清帝国。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对中华民国建政意义深远。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完整继承清帝国的主权国家。然而西方列强及国内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图谋瓜分、分裂中国的野心不死。因此,在辛亥革命中,中央、边疆民族与列强及分裂主义之间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宪政合法性及国际承认的政治博弈,虽然最终我们基本捍卫了领土主权完整,但仍需保持警惕,应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以应对西方的理论挑战。

  【关键词】逊位禅让;民国法统;边疆地区;国家统一

  

  帝国从未崩溃,它只是悄然隐退。

  武昌辛亥首义之后不久,革命军攻占南京、清军攻克汉阳,南方革命军无力北伐,而北方袁世凯则无心南下,列强采观望态度。南北双方沿长江形成对峙之局,遂遣唐绍仪、伍廷芳于上海展开议和。经过协商之后,清廷决定逊位。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元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逊位,“将统治权公诸全国”。[1]有清一代268年之法统遂正式终结。此前于1912年1月1日已宣布成立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方临时参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以吸纳北方政府的形式,[2]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府,正式确立及于前清领土全境的统治权。尽管此时民国政府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尚有待确认,但以宪政演进的国内视角观之,其法统已经确认无疑。由于南方政府的统治区域及其政府之合法性颇受限制,与传统观点仅仅强调南方政府因其颁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主张之“五族共和”意识形态而产生对边疆民族区域地区统治的合法性不同,我认为:在国家法统由帝国向民国转移的过程中,《逊位诏书》在先后颁发的法令或宪法性文件中居于枢轴地位,它是北方地区,特别是清朝时中国所属的辽阔的北方边疆民族地区能纳入民国法统的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逊位诏书》颁布的次日,即1912年2月13日,深通法学并具历史感的丁乐梅(EdwinJ.Dingle)在汉口英国领事馆收到《逊位诏书》的英文版副本(即诏书颁布并“照会友邦”的版本),立即指出:

  “《逊位诏书》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令。它一旦被公诸实施,定将会成为中国所颁布过的一切政治文件中最令举世震撼者。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今日身处帝国中心地区(按:指汉口)的我们一时间尚未能理解其对中国未来的全部深意。”[3]

  

  一、建政还是建国:新清史与西方国际法的曲解

  

  帝国法统终结之后,民国政府获得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革命派所谓的“建国”,是建构出怎样的一个国家?其领土疆界、人民构成为何?主权所及范围为何?这是一系列聚讼纷纭的问题。根据政治立场、族群认同、历史观念等诸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群体可能会认识不同。革命起于中国南方,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则由长城以南十八个省份中之多数组成,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则几乎全为汉人。这样一个民国,有权成为帝国的完全合法继承者,统治除了中原地带的十八行省以外更为广袤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吗?多年来,部分西方国际法学者与近年兴起的美国新清史学派历史学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产生了许多曲解。其质疑对象所针对者,主要是在中国曾居于官方学说地位的革命史叙事,特别是革命党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论。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新清史学派的诠释,竟能与同情分离主义的西方国际法学家的自决理论若合符节。

  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清帝国不等于中国,它不是一个汉化的国家,而是一个混合族群的多元的、人格化的帝国;清朝皇帝通过角色扮演来建构帝国认同,对汉人而言他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他是诸汗之可汗,对西藏人来说他则是菩萨化身,[4]最终,他成为多主制下的帝国共主[5]——大清皇帝;清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教文化中国,而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征服王朝”,[6]它奉行“帝国主义”政策,[7]与俄、英欧洲帝国主义争霸内陆亚洲;通过“武力西征”,帝国终于在18世纪成功地达致扩张巅峰,将原本非中国管辖的辽阔的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生活于其间的非汉人的游牧国家纳入治下,[8]成为帝国的殖民地;大清帝国积极扩张推进殖民事业,建立其“帝国人种学与民族志”,[9]通过鼓吹其族群神话与灵活的政治策略,建构起满洲的“族群主权”;[10]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汉人革命者推翻了帝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即中华民国,而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汉人对民族主义学说的引介与鼓动下,帝国各藩属与殖民地的人民也民族意识勃发,开始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革命导致帝国崩溃,各殖民地人群终于有可能将其民族意识付诸实践,建立自己的国家。

  新清史学派的上述理论根本不能成立。本文则试图集中驳斥罗友枝(ErelynS.Rawski)错误论调。

  罗友枝说:“辛亥革命使满、蒙、维、藏能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11]

  我将结合历史与法律两方面的进路,围绕民国法统的继受与形成及其对于清朝边疆地区的合法性证据之一,即清帝《逊位诏书》这一重要法律文件作一分析,意在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清帝国即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国并未崩溃,而是效法古典中国的政治传统,以“禅让”的方式将国家主权及治权全部完整地转移给民国,实现治权的转移;并提出“合满蒙回藏汉为一大中华民国”旨意。实施这一程序的法令即《逊位诏书》。尽管“禅让”之制就其内涵外延而言都与西方近代政治法律传统与规范难具可比性,但南北双方又以高明的政治技术,将逊位过程嫁接于近代法律意义上的交战团体之间签订政治契约以转移主权的模式,并将之公诸万国,从而获得了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承认。就算对清廷的忠诚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中国的忠诚(何况并非如此),但经过南北议和与清帝禅让之后,《逊位诏书》以法律的形式“主动地”将帝国全境之统治权交给了全国人民,即前帝国的全体臣民与民国的全体国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人与今人都称民国建立称为“建国”,但这只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俗称。之所以称为“建国”,可能是因为革命派领袖计划中的革命方案是对美国建国革命的模仿:即北美各英属殖民地通过革命从英帝国分离并独立建国。这种比拟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将中华民国的产生视为中国内地各殖民地脱离清帝国的独立建国行为。但就严格法律意义而言,无论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国”,还是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实际上都是“建政”,其实质是建立起中国的“新政权”,是中国的“新政府的建立”,而绝非所谓“中国脱离清国殖民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名为‘中国’的新国家”。同理,革命党所谓“光复”也只是中文政治与传统语境中的习语,而绝不能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之恢复”。陈体强教授在其名著《国际法上的承认》[12]一书及解放后的诸多文章[13]中对此曾作出精辟分析。陈教授再四致意于此,盖因在国际法上,对新建国家的承认,与新建政府的承认,所遵循之标准及原则迥乎不同。需要强调的是:民国法统不能仅以单方面的宣言即告成立,还需考察其实际统治的有效性,以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精英及人民对民国法统的态度及认同与接受之程度;此外,在列强干政的权势格局下,列强的承认也是必须考虑的一环。以下先讨论《逊位诏书》的形成过程及思想脉络,并分析其学理基础,考察其颁布后各方的态度与承认。

  

  二、制作契约:《逊位诏书》作者及版本之比较

  

  “诏书”、“上谕”等皇帝谕令,从体例及效力上看,原是中国特有之政治文献,征诸法理及比较法学,无不视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尤其是在清帝国已经预备立宪,准备实行宪政的语境下,更无需经过中西术语的转译,可直视为制宪文件,与之前所颁《钦定宪法大纲》及最新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具有相同之性质,因其后出而效力尤高。丁氏一见英文副本,即称之为“法令”。实际上,不止是作为记者的丁乐梅,南北各方精英,边疆民族区域各族领袖及列强无不认识到诏书的重要意义。嗣后发生在中国中央与边疆地区辽阔土地上的种种关于建政、独立、分裂、承认的宏大的政治博弈与立法活动,都无法绕过《逊位诏书》的法律效力。因此,对《逊位诏书》草拟、制定、颁布过程的梳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逊位诏书》系从隆裕太后的视角所拟之作,其辞曰:

  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此。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盖用御宝。

  内阁总理大臣、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假)、学务大臣唐景崇(假)、陆军大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假)、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逵寿。[14]

  诏书由内阁大臣附署,尽管多人请假,但就法理而言,附署依然为诏书产生法律效力之要件。就边疆民族区域方面而言,负责帝国藩部管理的理藩部大臣逵寿并未告假而实署该法令,亦是该法令对帝国边疆民族区域之效力的表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玺对边疆民族区域地区的象征性法律意义。据叶恭绰的回忆: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妨先仿英内阁设长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迄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玉玺焉。”[15]

  其中精心安排,颇有深意。“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一语表明诏书制作者对蒙古地区的特别忧虑。盖中国皇帝向来以传国玺作为皇统象征,以表示“天命所归”之意;而在边疆民族区域游牧帝国的政治传说中,亦以成吉思汗传国玉玺为大蒙古国法统之象征。1635年林丹汗子额哲将元传国玺呈献给皇太极,[16]标志着北元汗廷的覆灭以及清国对北元汗廷统治权的确立。对传统中国的统治术而言,礼仪具有极端重要的政治意义,[17]而清帝国在治理边疆民族区域地区时亦殚精竭虑于此,[18]在政治、宗教礼仪上大做文章。[19]既然《逊位诏书》宣布天命在民,若偱元、清故制而令徐世昌掌此玉玺而盖宝印,对蒙古来说,更能体现统治权转移的合法性。而以太保为司玺,则是仿英国长玺大臣之制,对外亦传达出这一程序的现代性与国际性。这种将旧制与新制结合,以法统在蒙古汗廷与金国汗廷间转移的故事来暗喻法统从清廷向人民转移的合法性,极具象征意义,无疑体现出帝国政治家高明的政治智慧。

  早在和议开谈不久,双方停战之前,逊位之议即已公诸舆论,因此,诏书起草过程的记载,可分公开与暗中二途讨论。公开讨论见于当时各大报刊所刊载之公开电文及小道消息,而晚近出版的珍贵史料《赵凤昌藏札》[20]又为今人提供了诏书形成的暗中商讨各方之交游过程。尽管诏书之法律意义来自颁布者,但执笔之人的考证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诏书虽云代作,但字里行间不可能不透露执笔者本人的政治倾向与立场;其二,比勘诏书不同版本的增删,可窥见参与各方附着其上之政见;其三,尤为重要的是,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考察,参与商讨诏书起草的各色人等虽未必拥有这一“作品”的“著作权”,但多少皆曾影响诏书运思之理路,又皆曾反过来受诏书主张之影响。

  由于参与此事之人皆为南北阵营至关重要的人物,并将主导未来中国之立法,故梳理这一重要法令成文的制作人物及其思想脉络,价值就尤为突出。举例而言,革命派从力主“排满”到赞成“五族共和”的急速转向,本来颇难理解,论者褒之则归因于革命派的“觉悟”与“宽容”,贬之则归咎为革命派的“软弱”与“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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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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