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重启中国经济改革的七个目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12-06-21 16: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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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

  

  我想先谈谈问题。当然,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临近,要考虑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

  今天重点讲的,还是经济问题:第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这点就不解释了,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它的能力,实际越过它的国家也不是很多。第二,是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农民的工资在提高。再就是人口老化、人口红利问题,这也是有争议的。看看60岁、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看看赡养率,就会看出拐点可以争论,但趋势是毋庸争论的,这是一个未富先老的问题。

  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外部需求,出口在急剧下滑,今年可能是低于两位数的出口增长。有很多人认为,可能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在我看来,它后面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另一个因素——眼下,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这是指资本价格。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这样看来,从经济上看,有这么几个因素发生变化了。从社会上看,环境代价大家都熟悉了,还有一些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结论就是,我认为是到了一个拐点,经济增长的原有模式到了一个拐点,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应该总结一下改革经验:

  一个就是,凝聚市场机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和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是增长模式,有人讲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我们经常讲顶层设计。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另外,就是结构问题、周期问题的相互关系,或说所谓中国经济的“三元悖论”——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

  现在有人用很多词,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不太准确。还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学术上也没有这个词,英文中也没这个词。我想,不管怎么说,东亚模式也不完全一样,需要从学术上重新描述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现在是不是需要考虑政府“嵌入”市场的代价?(编注:所谓“嵌入”,英文名为embeddedness,原本是社会学名词。)

  政府的重点职能改变,第一是要从主导经济,变成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的无形的产品。第二是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第三是对市场的期待、补充和修正。

  再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一点,政府的职能转型是比较大的题目,我想可以集中在财、税、价这三个方面。“财”主要指财政,“税”大家都熟悉了,“价”主要指要素价格。财税价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运用的一个集中表现,可用于衡量一个制度是市场制度还是非市场制度,或者准市场制度。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未来五年改革应定七个目标

  

  讲完问题,第二来讲目标。

  我想用两句话概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第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我就不展开讲了。列了未来五年的七个改革目标,有的也是初步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成熟:

  第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五年内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是平均降到7%,一下子降到7%也是不行的。

  第二个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经济有失衡的问题,全球经济也有失衡的问题。这次金融风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简单说,就是对全球化红利的透支。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全球化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偏了,走得太快了,忘记了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会使全球化缓下来,甚至停下来。美国提出来一个观点,经常项下的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当然这个观点没有取得共识。我提的指标,是在五年内中国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8%降到2.5%。

  第三是内需和消费,如果顺差控制在GDP的2.5%的话,意味着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内需必然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内需中,投资和消费是一对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讲内需,既讲投资也讲消费,但更强调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不是政府消费,不是企业消费。长期以来,投资占到GDP的逾50%,带来债务堆积、资产泡沫这些问题。消费则是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消费的增速和GDP的增速,相关的关系口径不一样,还要做一些更为细致的分析。消费增长缓慢,也跟收入分配不太合理、就业情况、储蓄率偏高有关。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慢慢改善,使得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0%。这是比较艰巨的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第四是服务业。现在服务业产出占GDP比重是43%,这一比例比中等收入国家还要低。“十二五”规划定的是47%,差不多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我认为,经过努力,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第五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量模型,涉及资本、土地、劳动力,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技术因素,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看。单说技术因素,有的是通过创新产生的,有的通过经验积累,有的是设备买进来的,设备更新换代了,就带来技术了。所以,统计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家的结论都认为,中国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同类收入水平的国家比,全球劳动贡献率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提高一下百分比,这是需要进一步做工作的。

  第六是发展绿色经济。碳排放还是有争论,还没有取得共识。碳排放是和消耗相关的,跟污染也有关系,是不是造成气候问题是科学家在争论,我们也不必太较这个真。反正碳排放少一点,必然消耗少一点,能源消耗也少,材料消耗也少,空气会好一点。现在说中国碳排放的峰值2035-2045年期间达到,然后就下滑了。计算得不是非常权威。如果按最坏情况,比如到2045年才达到峰值,那时全世界50%的碳会是中国排放的。我们希望把峰值提前,是不是提前五年,可以再讨论。

  第七是收入分配改革。就不举数字了,有个基尼系数,大家很熟悉了。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两组基尼系数。因为城市可以按照家庭收入来算,农村是叫可支配收入,这两者不大可比,结果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都不是很大。国外的估计非常高,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是0.45到0.54,我个人看法可能不到0.50。(编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曾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所以这项数据没有发布。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处于0和1之间,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需要一个概念:国家资产负债表”

  

  下面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失业率现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登记失业率,一个是调查失业率。农民工就业状况也有很大的水分,有15%的农民工被计算为“城镇化”,实际这部分人流动是很大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就业。经济放缓、增速慢慢回落的话,也要对失业率有一个容忍度,需要加强社保。转型成功,最终是有好处的,我给的失业率指标是4.5%~5.5%。

  通胀近几年可能不会太高,全球经济都比较萧条。不过,长期货币投放量比较大,导致的流动性问题并没有消失,会变成一个中期现象,随时可能触发通胀。现在大家都说贷款很紧张,但货币很宽,只是由于企业、银行对经济不是十分看好,银行不愿意贷款,企业不愿意投资。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货币的问题。

  农民工的工资进入增长的轨道,可能还有一个延续。大宗商品的价格虽然受到经济影响,但其一旦上升就会有很长的周期,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太快,供给不上,而新矿山开发开采的周期非常长,所以会有一个很长的周期。劳动力成本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上粮食问题,通货膨胀还是应该被视作一个问题,我想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定到百分之三点多可能偏困难。加上改革因素,如果把要素价格放开,也会推升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我定的指标是CPI增速在4%。

  第二个约束条件,财政和金融。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必须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财政出了大问题,改革就会“夭折”。另外,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健康的金融系统。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的话,改革也很难往下进行。

  现在,财政状况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的。至于金融,银行业不被市场青睐、不看好,是有其他原因的。从资产负债表来讲,无论是财政还是银行系统,都不错。

  可我们不能丧失警惕,如果看更长时间,目前财政承诺的很多支出都会制度化,收入也会高比例增长。财政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赤字,一个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现在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如果光算中央是17%,把地方再加进去一共是42.3%。可能还应该算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算,比如国有企业的债务。这需要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我想,这一指标可能要超过50%。

  金融业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我想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5%还是可以的,因为银行还是有增长的。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约束条件,还有更复杂的关系——七项目标也有相关关系,满足了其中一项目标,对另外的目标可能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这需要比较复杂的模型来做一些测算。

  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把目标的约束条件讲了,目标约束条件的定量分析也做过了,再回到财税价格上来。

  关于财政,简单讲讲。一个是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税种和比例要重新调整。1994年财政改革,税制改革是解决了一个收入问题,把税种分开了。支出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哪些应该属于中央支出,哪些属于地方支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二,财政支出中,公共产品占多少,或者民生的比例是多少,国际上没有这个定义。假设把民生定义为社保、医保、教育、廉租房,我统计了一下,现在这个指标是30%,在启动廉租房以前还不到30%。但是一般的水平都是40%以上。地方政府的债券市场,分为公共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各种收入也没有规范,非常庞大。对国企也要充分界定,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当中,国企是财政物化的,或者货币化的一个资产盈余。

  税收,服务业是试点营业税和增值税改革。还有一些税可能要逐步加上去,比如社保税、碳排放税。另外讲宏观税率、宏观税负,每个人的各种税费总量和GDP的比,现在是35%,跟我们同等水平的国家是25%。还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减税。

  要素价格,刚才讲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还有能源、土地、劳动力,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市场经济第一条,就是把价格搞对,当然还有一个产权问题。(编注:据FT中文网报道,秦晓昨天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

  结论:把一些问题、目标、手段做了一些分析,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论证。我今天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发表了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秦晓当天演讲的速记稿整理而成,有较大篇幅删改,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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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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