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时期的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8 次 更新时间:2005-01-17 12: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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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因为平时较少与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讲课对于我是很大的压力。我希望在比较小的范围,最好几十个人,二三十个,随意谈一谈。现在的人数虽然多于二三十个,还是比较接近于我的愿望。

  

  先说题目。“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之后,黄子平的一篇书评的题目。我不善于为自己的研究命名,常常是一本书稿完成了,想不出题目。《艰难的选择》也是黄子平给取的书名。做完一项研究,对于主旨,不能简要地概括。写完一篇论文之后,发怵的就是写提要,常常苦于“提”不出“要”,不知道该怎样“提要”。鉴于我自己的缺陷,我要求研究生一定要会写提要。建议他们对自己的论文,用这种方式自测,即写提要;如果提不出要,那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我又想,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话题不便在这里展开了。我不能为自己的缺陷辩护。对研究生,尤其与我同样性别的研究生,我要求她们一定要有理论方面的训练,提高思辨的能力,同时又保有感性地把握对象的能力。当然,这很难。

  

  我去年写过一篇短文,给北京的一家刊物,题目叫做“晚明与明清之际”。我在那篇短文中谈了为什么我用的是“明清之际”这个说法,而不是“晚明”。“晚明”、“明清之际”,所指的时段是不完全重合的;关键更在于,使用这两种说法,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我使用“明清之际”这种说法,强调了“易代”,强调了“易代”过程中的大破坏造成的动荡,这一过程给予士大夫的影响。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有过一个研究“世变中的文学世界”的主题计划,选取了四个时段: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和晚清;主题计划的宗旨,是研究世变、社会变革对于文学世界的影响。当然,它预设了有影响,甚至有互动,研究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互动呢?在什么样的层面上互动呢?这正是需要回答的。这个主题计划的设计很有意思,开发的余地很大,尤其晚明与晚清。

  

  我也曾检讨自己倾向于使用“明清之际”而不是“晚明”,是不是过于注重政治史的已有的视野——改朝换代?但我以为,改朝换代确实造成了平世所没有的一些景观。有些人物,如若不是改朝换代,是不会出现的,比如遗民,比如贰臣(像钱谦益);忠臣平世也有,但是遗民、贰臣这种人物,非改朝换代才有。发生在明清之际、清末民初的那种深层的变动,并不是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都有。那种变动的确很深刻,而且出现了很多人物,思想的相互激荡,造成的景观,是平世不能看到的。我想,如果我年轻二十岁,我可能还会选择宋元之际和元明之际。虽然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没有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深层的变动,不具有那样的思想史的意义,却也非常有意思。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有感于自己的处境,常常以宋元之际做比较,因为都存在所谓的“夷夏”问题;他们很容易找到很对应的人物,比如宋元之际的遗民、忠臣,文天祥、谢翱、汪元亮那些人物,将那些人物和自己的处境相比。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和明清之际发生的事情,有的地方的确非常相像,但也仍然有不同。我感兴趣的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元明之际有意思的是,明初有些士大夫不接受朱元璋的那个政权,他们留恋故元,有一种元遗心态。我由此想到,我们以前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元朝压迫汉族的士大夫,我们想象中,士大夫在元朝,必定是很受苦的了,但是我看到的材料不完全是这样。比较明初朱元璋的暴政,有些人宁愿怀念元朝。元朝的统治者对于士大夫,不用你,却也不轻易杀你。明朝的仕途比较宽广,但是对士大夫很严厉,要么加诸膝,要么就推到深渊里去。有一本小册子,《草木子》,是明初的一个士大夫(叶子奇)在监狱里写成的,其中写到元朝的事,不无怀念。我很想知道,究竟汉族的士大夫对于这个异族政权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是怎么样体验在元朝的生存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所有这些材料我都搜集,包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本书中已经完成的题目,尽管我很清楚,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去修改、增补。我所搜集的很多材料将来永远不会用的。此外就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前不久的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一组我所在的研究室举办的讨论会的笔谈,谈的就是40到70年代这个时段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些思路。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有禁忌,但我们仍然不能借口禁忌来为自己学术方面的无能辩护。 我的题目提到了“危机”。危机有可能激发思想,但并不注定如此;有的时期危机深重,但思想平庸。明清之际确实有深层的变革发生了,在经济生活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思想中。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有过一个“启蒙运动”。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三百年”就由明清之际算起。这个时段的思想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确实有些事件发生了,有些思想史的事件发生了,而且很深刻。这种深刻性还有待于继续发现。 我们刚才谈到了台湾中研院的那个主题研究。它的主持者曾谈到晚清、五四时期的知识者是怎样想象晚明的。在北大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的关于晚明晚清的讨论会上,我听到一位先生讲到了晚明,说得非常诗意。当时我一边听,一边想,我所读到的晚明,和这位先生所知道的是不同的。我们如何想象这个时期,我们根据什么来想象,我们拿什么作材料来想象?我们在想象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什么,又突显了什么,省略和删减了什么?那么,也可以以此来类推,我们怎样想象49年前后,以至别的一个时期。这些都有重新审查的必要。思想史的晚明,和文学史的晚明,就不太一样。台湾学者王汎森将晚明的一种倾向,概括为“道德严格主义”。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似乎是对极。我也注意到了王汎森谈到的现象,那种极端严格极端刻苦的修身的风气。

  

  我对于明代的人物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傅山,最近所写的,就有实行王汎森所说的“道德严格主义”的唐顺之。唐顺之是嘉、隆之际的人物,晚年的出任军事,被人作为污点。这个人物吸引我的,却是他的那种极端的严肃性。我曾经想过,我为什么选择了明清之际,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被这种严肃性所吸引(我的一个小朋友提醒我,说,那种严肃中就有“戾气”。我承认是这样)。

  

  即使五四时期的晚明想象,又何尝一致!周氏兄弟的想象就互有不同。鲁迅由晚明小品中,读出了与林语堂、周作人不同的东西(参看他的《小品文的危机》等)。鲁迅说:“大明一朝,自剥皮始,到剥皮终”。还说,“唐已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我自己回头来看,到现在为止,研究明清之际,我所依据的主要是儒者的言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还有很多在儒学史上并没有地位的儒家之徒。我关于晚明的想象,不能不受制于我的上述选择。手中的研究告一段落,我或许会集中地读文人,关于晚明的想象也会有所不同。但文人与文人又何尝一致?即使同一个时期,同一时间里。比如甲申之后,东南的士大夫还在浴血抵抗,北方有些文人,已经与新朝合作,出入于新旧两朝之间,非常自如,并没有多少痛苦,没有那样的格格不入。即使以文人做材料,明清之际又何尝只呈现为一幅图画呢!如果在座的有一些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不妨以此例彼,想一想我们的专业,是不是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拼贴出更加斑驳陆离的图画?我们是不是已经充分发掘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还有多大的余地供我们驰骋?我曾听到年轻人说,好题目都被你们做完了,给我们留了什么?我想,他怎么这么不自信!我曾对高校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来清理一下“正史书法”。我有时会想到,我们的历史知识,我们关于历史的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正史体例、正史的书写方式的影响;即如正史传记部分的分类方式,怎样影响、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北京大学夏晓虹先生开了一门课,叫“明遗民诗文研究”。明遗民在我们的想象中,总像是不聊生的样子,但我从文集中读出的不全是这样,有些遗民过得很自在。明遗民的传记往往舍弃了、删节了很多重要事实。比如陆世仪,明亡的时候筑了亭子在水中,因此号“桴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从亭子里出去了,还为地方官出主意,兴利除弊。陆世仪是儒家之徒,这样做很有道理,没有什么可非议之处。但有关的传记,不写后边的一段,似乎他始终待在那亭子里。我对这个班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每个人找一篇明遗民的传记,做文本细读,一定很有意思。我们来拆解一下,那些传记是怎么写成的,怎样影响了我们对明遗民的想象,和关于遗民的一般的知识。正史之间有大量的复制、模仿,甚至不但文本模仿文本,而且生活模仿文本——有不少人,照着那些传记来塑造自己。我们很难估量正史的写法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程度,它怎样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这些题目都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再回头来说四五十年代之交。《丛刊》上那组文章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远远没有展开;提线索是容易的。刚刚我说了你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但每一项工作都很难。我自己也不能想象还有可能再来做四五十年代之交。但这个时段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比如,当时文人流动的情况。根据地扩大以后,由45年开始到49年,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文人是怎么样逐渐地流动、文学的版图是怎样不断改写的?这样的基础性的工作并没有人来做。基本的事实缺乏清理。49年之后的文学格局,显然不是一次文代会就形成的。除了制度的因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有没有可能复原45年到49年之间变迁中的文学状况? 下面来谈这次讲座的副标题:“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期的路径”。我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已有的研究范式中突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有一种被围困的感觉,觉得好像总在一个圈子里循环。要突围,有没有什么策略?说了一大圈之后,可能最后的结论是并没有万全之策;但是我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也找到了一些材料,提供给大家,看看这些路径是不是可以尝试。

  

  我先将别人已有的策略提供给大家。我最近读到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其中的有些内容,正和我考虑的问题。王汎森提到的策略,即“去熟悉化”。为了避免转述中意义的流失,我把他下面这段话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资讯、偶然性,夹杂著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是相反的,在时间与事件顺序上正好相反……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他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如何将它们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及复杂性发掘出来,解放出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但把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和复杂性发掘出来,谈何容易!王汎森本人也说,“去熟悉”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为自己的各种思虑所苦,会希望回到无知无识的状态。但你没法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出空。即使“去熟悉”难以做到,这一策略针对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即使不可能,我们也有必要挣扎着“去熟悉”。挣扎和不挣扎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学者,日本的沟口雄三,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的第11辑有沟口雄三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进入历史时的无意图状态”。“无意图”,可能吗?他用了一种近于极端的说法,即“空着双手进入历史”。这确实难以做到。应当说,当初我由现代文学进入明清之际,近于这种状态,。那时不必“去熟悉”,因为对新的领域很无知。对已有的研究未曾涉猎,也近于“无意图”(仍然不可能全无意图)。我绕过了别人的已有研究,先读了一些所谓的“原始材料”,形成了最初的题目,因而的确没有太多的成见。但也仍然不能说“空着双手”。虽然无知,也还是有想象的,即使很模糊。这项研究进行到现在,苦于不但不能回到“无意图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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