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前苏联党国精英变身记之一: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9 次 更新时间:2012-06-20 2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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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  

  

  莫斯科时间5月7日,伴随着中午12点的钟声,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的金色大门徐徐拉开,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踏上长长的红地毯,穿过两旁3000来宾恭迎的甬道,被等在总统就职典礼台上的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迎上台。结束四年总统任期的梅德韦杰夫,把宝座又交回到普京手中。

  经过此前修改的宪法,普京这一任期将长达6年。也就是说,如无意外,自1999年12月31日担任代总统开始,普京将占据俄罗斯总统宝座长达14年。

  20年前苏联解体时,当时39岁的普京是苏共1950万党员中的一分子,在数百万党国精英中,处在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位子上的普京只是一个党的中层骨干。如果苏联没有瓦解,他很可能在今年10月开始拿退休金,并停止享受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和福利。

  苏联解体,不只让这个前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被打散重组,也让国家权力从苏共党国精英手上被拿走、继而被彻底重组。一批人被扫地出门,一批人崛起。历史转折时刻,数百万党国精英们出现不同的命运分野。

  只是,20年后再回首会发现:迄今为止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始终与苏联党员干部阶层有着极大重合。甚至可以说,那些来自旧时代的党国精英,正是为新俄罗斯从苏联那里自动继承的最大一笔遗产。

  苏共留给它最后一批青年精英们各自不同的遗产:或者因为接近资源拥有优先分配权,或者因为在经济领域工作得以顺利转身从商,或仅仅靠在旧精英集团的人脉关系,他们很快就在新俄罗斯时代重拾精英地位。

  

  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采访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西多列卡时,正值莫斯科初春。

  60岁上下的西多列卡有着俄罗斯同龄人少见的挺拔身姿,提着硕大的牛皮公文包。西多列卡的时间观念很强,有着操控这个国家的精英应有的利落和效率。当年在共青团团校时的老师阿格罗索夫教授在电话中表示希望他能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他一口答应下来。一小时之后,就出现在离国家杜马不远的地铁列宁图书馆站附近。

  在路旁一座著名历史建筑的二楼咖啡馆落座后,西多列卡脱下风衣、解下围巾,内着黄色休闲西装配上蓝底金黄条纹的领带,腕上露出一只硕大的金色腕表。

  西多列卡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对记者为了解俄罗斯社会中各种“关系”所做的追问,能迅速警觉并探究采访意图,与苏共老干部们身上常见的暮气截然不同。

  访谈结束时,西多列卡优雅地伸出一根手指,往前轻轻一推,示意记者不用买单。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年轻时的西多列卡,最大愿望就是在“社会有关的部门,或是国家机关”供职。他如愿以偿:经过千挑万选,在年富力强时即进入掌管苏共干部升迁任免的苏共中央组织部。

  在大学毕业工作后,经选拔考验,西多列卡被送入团校学习(团校本身就是大学,他就是团校毕业的),这意味着进入党的青年后备干部序列。团校的学习经历,不但可以让年轻人熟悉党的工作方法,也便于在今后的职场积累人脉。

  在准备苏共二十七大报告期间,西多列卡进入苏共中央。报告的每个专题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西多列卡分在以“青年人和青年人政治”为主题的小组。这也使他后来的许多工作与青年有关。

  不过,苏共长期僵化的人事体制使其带有强烈的“老人政治”色彩,进入后备序列却上升遥遥无期的年轻人普遍感到压抑、痛苦。“有些人入党后就一直在起点的职位上直到退休。当时老人占着座位,年轻人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给了人们打破坚冰的巨大希望,西多列卡是戈尔巴乔夫的热烈拥护者。

  为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苏联曾出台《青年法》以及青年人发展方案。西多列卡所在的部门正好负责年轻人的福利、就业方向的工作。同时,1980年代中期,新的领导层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商业活动。青年创业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为鼓励年轻人创业,苏联当局成立了一个名为“HTTM”的组织,作为党中央和共青团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对口机构,甚至负责资金的输入。西多列卡在里面担任一个高级主管,下辖众多青年团体,他曾尝试用举办各种竞赛来吸引年轻人创业。

  虽然年轻人干得热火朝天,但西多列卡清楚地感觉得到,任何一种创新对上级领导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会令领导人显得落后、衰老。他们感到害怕。任何一个人带着自己的提议去找领导人的时候,领导人都会想,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创新呢?它会不会给我带来威胁?”

  西多列卡和同事们从事的工作,无意中培养了俄罗斯第一批青年企业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日后成为新俄罗斯的首批巨富。

  

  甚至来不及告诉党

  

  提及苏共当年令人窒息的僵化,阿·托·莫吉廖夫同样记忆犹新:“苏联已开始改革,但党的反应主要是消极而负面的。一些职权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改革。”

  当年莫吉廖夫也是刚进入中央机关的年轻人。他曾在苏共中央直属的社会主义科学学院教突厥语,培训来自国外的学员。1987年,调入苏共中央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和调研的部门,任务是跟踪社会趋势,向党汇报。

  当时,党内民主化已经开始。无奈社会民主化步伐比党内民主化更快,“党一直在追赶社会发展的趋势,却追不上,脱节了。领导们日夜研究改革,反而成了‘人民的尾巴’”。莫吉廖夫说道。

  清楚看到这一切的年轻精英们,无法避免地陷入痛苦。莫吉廖夫和思想部门的年轻同事普遍认为,旧的体制已面临存亡危机。年轻的人们甚至在议论中认为,党要想存活下去,不但要改变社会基础,连党的名字都要改。然而老干部们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也不想有所改变:工资待遇很好,领导干部的椅子坐得很舒服。当有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方法、思维跟不上社会发展时,老干部总会说“列宁就是这么说的”。莫吉廖夫是新同志,只能听老同志的话。

  1990年2月,苏联全国人大召开时,莫斯科10万人游行,要求修改宪法中党的特殊地位。3月,人大会议修改宪法,取消了党的特殊地位。

  回首20年前,托铁别科维奇觉得犹在梦中:“大厦将倾时,我来不及告诉党,甚至来不及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党就已经下台了。”

  莫吉廖夫更没想到自己作为党国精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竟是如此收场,无论是他和西多列卡这样的年轻人,还是那些一直提防着年轻人的老同志,都无法忘记这屈辱的一天:1991年8月21日,在“8·19”事件后执掌了俄罗斯大权的叶利钦宣布苏共非法,莫吉廖夫和同事们在沉默中收拾物品,搬离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一群警察冲了进来,监督他们从保险箱里拿东西。不久,这里变成新总统叶利钦的办公室。

  “当警察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己是罪犯的感觉。这个社会的变化让我们干部觉得紧张,从原来被人尊重的人,一下子不再被尊重了,我们成了罪人一样。”尽管他们早已有了苏共将会被非法化的预感,甚至做好了下台准备,但仍然不敢相信,他们这批原本是苏共转型最后希望所在的精英,一夜之间被扫到了大街上。

  被这个时代突然彻底抛弃的,只是这个体制中属于纯党务工作的一小部分人,构成这个体制庞大基座的数百万政府公职人员、数百万军警、数以10万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几乎没有改变身份就进入了新时代。

  苏共被宣布非法时,莫吉廖夫整整24个小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44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开始新的职业似乎已晚,而人生之路还长。突然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无以言表。

  好在事情并未变得更糟。“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最好的安慰是:政府没有清算、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在街上也没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过激举动。”莫吉廖夫说。

  尽管天翻地覆,莫吉廖夫也仅仅失业了9天。9月2日,拥有语言专业特长的托铁别科维奇就在一家土耳其公司找到了顾问职位。在这种历史转折时刻,9天实在只是个短暂的难关。何况,在土耳其公司拿到的工资,相当于党原先发给他的工资的5倍。

  西多列卡失业了两个月,这倒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或能力不够。许多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战术性”地失业两个月,仅仅是为了让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不消失。

  西多列卡如今未再加入其他政党,但他保留了一个苏共中央的许可证,以寄托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念。

  

  重拾精英的位置

  

  两个月后,西多列卡也在秋明州一家私人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担任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

  同时具有建筑和历史两个学位的西多列卡,石油并非其本行,但头脑灵活的他不怕从头学起,并迅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知道石油有2600多个品种,知道它们以多大出口量装箱,每种石油以什么条件运输,如何运输下单,以及如何控制运输进程等。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作为从中央委员会这种高层机关出来的旧时代干部,没有获得在新时代直接参与瓜分资产的机会。但在中央委员会重工业部、机器制造部、农业部等领域任职的干部,相对熟悉本专业的知识,又与工农业、机械制造相关的公司关系密切,解体后从商或担任本领域企业高级顾问的机会很多。

  不论是西多列卡还是莫吉廖夫,原本就是党千挑万选出来的精英,教育水平不低,才干过人,再加上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管理经验,令他们在解体后的人生轨迹比自己担心的要好得多。

  与西多列卡一同在团校受过精英教育的同学,大都有着相似出身:有良好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在专业工作中表现突出,然后被选拔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些青年精英,一旦返回原来的专业领域,都能一展身手。

  和西多列卡同期进入苏共中央的28个年轻人,全部是博士或副博士。苏联解体后,这批人大多获得成功,或是当上部长、副部长,或者拥有自己的商业。

  莫吉廖夫的同事们同样全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当年办公室的五个同事,当初的领导现在成了联邦主体的副州长,其他三个人则成立医疗服务公司,生意顺利。

  莫吉廖夫自称在商业上还不算十分成功,但至少也能开上奔驰汽车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教学工作,进入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土耳其语。最令他高兴的是,在中央委员会期间,他是副教授,如今在外交学院,他如愿以偿成为教授。“如果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仕途或许会更加顺利。”莫吉廖夫仍会忍不住畅想一番,“苏联解体后,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而西多列卡明显无论以何种标准,都称得上成功人士。离开最初那家石油公司后,他经营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长达8年,在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又纷纷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后,西多列卡才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国家杜马工作,重回权力的主场。

  

  苏共的最宝贵遗产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都是出身平民的苏联精英。相比他们,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精英,对新时代有更强的适应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共高层鲜有培养自己的孩子做接班人的观念,“太子党”或“官二代”往往更乐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而在新时代来临之后,他们转身商界的身手异常敏捷。

  如在苏联1950-1960年代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很快成了著名银行家,而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维卡早早成为商界大亨。

  苏联时代的经济改革,有显著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苏联1980年出现的第一批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不是早期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角——待业青年甚至“两劳”人员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而是专家、青年干部以及企业家。

  叶利钦时代的一项统计表明,17%的大型私人企业老板是共青团高官,他们与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第一批创业者,排在其后的是高干子弟。某些行业的相似背景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外贸企业大部分是苏联外交口和进出口领域的人员创办的,而银行家很多来自前共青团干部。总之,苏联解体前,掌管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们,轻松就搭上了新时代的便车。像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成为大公司顾问这样的案例,在新俄罗斯不胜枚举。

  至于那些既没有专业背景又不任职相关利益部门的党国精英,时代也没有亏欠他们。事实上,苏共给了他们一项最宝贵的财富——人际关系。

  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此间他还曾收到过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获得商业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毫不出奇,莫吉廖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也得到苏联时期人脉关系的帮助。

  在苏联时代与莫吉廖夫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五位同事,现在定期聚会已成惯例,比如国家节庆或每个人的生日。“现在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跳槽去别处工作,原来的关系常常就断了。但我们苏联干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朋友关系更深。”

  西多列卡尽管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交友原则——“尽量和成功人士交往”,但与此同时,他与读书时期的老师、同学维持着多年的牢固友谊,并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苏共留给其精英的这笔特殊遗产,使他们在新俄罗斯时代很快结成政商精英联盟。在动荡的叶利钦时代,这个群体中崛起了第一批寡头。在叶利钦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是叶利钦的最坚定支持者(直至普京上台收拾掉一批不听话的寡头后,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政商联盟才再度形成)。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前苏共精英们成功转型中的一种典型样本——党没有了,我们依然是国家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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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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