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应该反对全球化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0 1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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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左右为难”的欧洲

  

  2008年以来,从美国开始出现、而在欧洲更持续发作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种种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为2012年的一系列选举似乎变得更加风险莫测。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紧缩财政、削减赤字、收缩福利、缓解债务危机为中心,但是今年欧洲各国的几次选举,基本都是主张继续“削赤减债”的原执政者败选,而主张改变紧缩政策的左翼党派获胜。法国的奥朗德取代萨科齐后,已经放风要改变紧缩政策,以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希腊大选后原来赞成紧缩并且对欧元区和国际救助方做过重要承诺的几个主要政党都败选,而反对紧缩、主张推翻承诺的左翼联盟力量上升,但却仍然不足以当选,致使希腊出现政府危机,不得不重新大选,原先承诺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希腊因“不负责任地吃垮欧洲”而被赶出欧元区的危险也大为增加。

  尽管希腊人既不愿紧缩和兑现承诺,更不愿退出欧元区,失去这棵遮阴的大树而被“危机的烈日烤干”。希腊在要么忍受紧缩、要么被迫“退欧”的两难下,民调和选情也在摇摆不定,即将举行的重新大选结果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即便主张紧缩的党派能够保住执政地位,也必然是赢得十分勉强,必须向反紧缩的民意做出妥协。更何况即便不做妥协仍然坚持原有政策,由于此次政情反复也必然会影响希腊原来已经非常糟糕的信用,从而增加借债成本和走出危机的代价。相反,即便反对紧缩的力量能够上台,他们又如何应付“退欧”的前景呢?

  而反对继续紧缩的民意也不止体现于法国和希腊。在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本来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在紧缩问题上持有脆弱但基本的共识,但他们现在也面临严重的压力,未来的大选可能会重演法国、希腊的故事。而在欧元区反危机的主要动力源、欧盟和欧元区的“法德轴心”,原本两国右翼政府达成的以“削赤减债”反危机的共识,在法国左翼政府上台后也出现变数。而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本身日子也不好过,不久前在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选举中大败。尽管这个传统制造业衰落中的“夕阳州”历来比较“左”,右派败选并不意外,可是丢票的幅度之大还是很惊人,失去这个大票仓后,在下次大选中德国发生左右易位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了。

  这一切都表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欧洲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显然,改变此前的“削赤减债”战略,会给此前的反危机努力成效蒙上阴影。但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只站在“右派”立场上去看问题。抛开“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自由竞争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左右”主张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和整体上的是非不谈,仅就西方、尤其是欧洲目前具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言,解决的思路在逻辑上的确也有两条:一条是紧缩开支,减少消费,尽量少借些钱;另一条则是用扩大开支来刺激增长,尽管钱不会少借,但可以指望经济增长会增加偿还能力。这两条思路基本就是如今“右派”与“左派”分别提倡的。

  然而这两条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条件,而在不同的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今天希腊与法国的“左摆”其实有不同层次的诉求:面临破产的希腊人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其实只是想缓解燃眉之急,挽救他们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溃的福利体制,希腊人还不怎么顾得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的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口气似乎并非只顾眼前,他表达的雄心壮志是想通过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招提振法国经济,唤醒“高卢雄狮”,重温大国宏图。但问题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资过旺而消费不足的中国,逻辑上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促增长,西方的问题是相反的,即消费多生产少,通过扩大开支的凯恩斯思路来提振经济,是必须以增加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为主要途径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减福利,就必须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济贫”的税收,而这样的增税恰恰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转移本来就难以控制,增税太多不仅难以刺激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还可能把已有的投资都赶跑了,这怎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税,放松紧缩扩大开支的结果不是会把债务窟窿弄得更大吗?搞得不好,资本跑掉债务增加,到头来法国自己都难免会“地中海化”甚至“希腊化”,更何谈去挽救希腊?

  那么,是不是维持原有的“右派”紧缩政策就是反危机的不二法门?的确,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原来已经在执行紧缩的纲领,在还没有显示效果时又仅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辙,政策没有适当的连续性,无论左还是右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这一点讲,如今他们的“猛回头”对反危机并不是好事。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右派的政策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紧缩开支的政策要牺牲民众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去年秋冬之际在法德待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们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已经顾不得面子,除了协和广场还有喷泉、埃菲尔铁塔还有景观灯外,从凡尔赛、凯旋门到卢浮宫,巴黎几乎所有的喷泉都不喷水,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说是政府没钱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动不得的,省钱的第一步就得不顾面子了,这与像朝鲜那样的国家老百姓可以饿死,但国家摆谱的花销绝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省下这点面子钱对于庞大的赤字窟窿当然管不了什么用,政府不过是向民众表明他们尽力了,希望民众也配合而已。像法国那样还过得下去的国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尽管萨科齐当年就是以治疗“高福利病”为号召,赢得了痛感积弊的法国人的选票,但是真要动福利,法国人也很难接受。这就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她也是以批评“福利国家”而当选的,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 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 (按:指撒切尔夫人宣称的向高福利宣战)”。萨科齐其实正是重演了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故事。

  但是,“右派”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抵制“大政府”,他们可以减税,至少是阻止增税,这倒是老百姓欢迎的。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绝对减税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减税即阻止赋税进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欢的一点。这次萨科齐与奥朗德对决时,奥朗德要增税而萨科齐反对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是欢迎减税的,正如他们欢迎增福利。不仅给穷人(他们通常根本就免税)和普通民众减税受欢迎,就是给企业甚至大企业减税也是人们欢迎的——我们不要以为“阶级矛盾”就会使多数人赞成无限制的“劫富济贫”,民主国家的多数人一般都明白税收过高会压抑投资,妨碍就业,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减税不导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业,他们何乐不为?但是萨科齐又要减福利,他们就不干了。权衡利弊,他们这次选了奥朗德。但是他们是要奥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欢迎增税本身。而增税导致的痛苦感又会成为右派下次卷土重来的基础,特别是在增税影响投资和就业、而福利又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可以如此预言奥朗德政策的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未来右派在竞选时,减税仍然会是一张大牌。然而,减税容易减福利难,也仍然会是从撒切尔夫人到萨科齐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应”仍在继续

  

  笔者在几年前危机发生之初就指出: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还要提到,在一些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主旋律”大力挖掘东欧(现在应该叫“新欧洲”)国家受到危机打击的“惨状”以证明他们当初就不该“剧变”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观察事实,就会看到在如今的欧元区内,“新欧洲”抗击危机的能力总的来看好于老欧洲。在“债务危机”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欧元区国家大部分是“新欧洲”国家——欧元区负债率在《马约》红线以下的五国中有三国属于新欧洲,而他们也是负债率最低的四国中之三国。

  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次“欧债危机”就是这样积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 “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是正常状态下应当是“天平效应”下的摆动,在单纯经济全球化时代却越来越变成了“反向尺蠖效应”下的摆动,今后的左右轮替能否恢复天平效应的常态(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还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应”下积累旧弊(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太关心此次上台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关心这种轮替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看起来不太乐观。

  

  深层的社会影响

  

  除了财政-债务方面的“反向尺蠖效应”外,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我们知道,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对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的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100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左派总是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总是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截然互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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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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