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3 次 更新时间:2005-01-16 1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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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英国思想家柏林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去世。大量的报导与纪念文字,随即在世界各类新闻媒体与文化刊物上出现。他生前所享的声望与赞誉,超过了一般的学者;他死后所引起的注意与评论,在跨越国际之余、也远远超出了学院的藩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身兼学者、记者、作家三重身份的伊格纳蒂夫,出版了以十年时光无数次访谈柏林后撰写的《柏林传》。一如预期,此书问世颇为轰动,纷至沓来的书评;再次见证了柏林在许多人心目里的地位。我们不禁好奇,一位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教授,什么原因会受到这般重视? 

  

  翻读《柏林传》,这个问题可以轻易找到几个浮面的、简单的答案。其一,柏林在牛津大学活动任教六十年,同事与学生无数,其中不少已是各国学术文化界的执牛耳人物;其次,他因缘际会,结识了欧美许多重要的政治、媒体、学术、艺文界的名流;其三,他的俄罗斯和犹太背景,使他的影响力扩展到一般西欧文人难以轻易进入的社会。换言之,柏林的名望,有一部分来自他的背景和广泛交往,以及他的高明社交本领。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柏林的思想和著作,有其相当独特而耐人寻味的风格,也不容忽视。《柏林传》书里透露,柏林自小就是一个特别多话、近乎喋喋不休的人,直到老年不改。而他的饶舌,似乎总能引起听者的兴味,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以擅长聊天出名。后来,由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经常邀请他"空中"演讲,他的口才更是名闻退还。一九五七年,柏林接受英国王室授予的勋爵头衔,他的一位女友写信讽刺说,这个爵位是为了表彰他"对于谈话的贡献",令他终身羞恼不已。可是读柏林的著作,这位高明的聊天伙伴居然不失本色。那种对于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里人物行止的观察、理解与同情,那种犀利的分析继之以温和但坚定的褒贬,广征博引之后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余韵深沉,虽有议论但从不以天真的逻辑辩证--或者道德优越感--咄咄础逼人:这些独特的柏林笔法,留给读者强烈的印象,也部分说明了他的著作为什么对于许多人别具吸引力。 

  

  可是说到最后,对于绝大多数人,既无幸亲炙他的个人魅力和社交槽赚,也不愿意餍足于文采的雕琢与风格的独特,柏林是一位值得重视:畅思想家吗?他的等身著作,究竟提供了什么有意义的观点或洞见?无需讳言,以理论建构的韧性和宽广来说,柏林不如罗尔斯、哈耶克、哈贝 斯;论思想的深邃与力道,他当然无法望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项背;论以思想介入时代的影响力,他也难与杜威、萨特之类人物并论。用这些尺度来衡量,柏林分明是一位次要的思想家。 

  

  不过,为思想家排名次,多少有点无聊;当事人是否发展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意识,运思架构是否比别人高远、宽阔、深厚、或者细致,才是人 们该关心的。就柏林而言,他的整体贡献即使有限,仍然提出了值得参 考的见地。伊格纳蒂夫的《柏林传》以写人为主,对思想学术相对着墨较淡。据说柏林的一位门生罗吉·郝西尔(Roger Hausheer),正在以思想为主线另写一部传记。在后者问世之前,伊格纳蒂夫有关柏林思想的叙述以及串连过场都够精要,对于一般读者,仍有相当的助益。 

  

  柏林的学术身份,主要建立在思想史著作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吸引了极多读者,也是自己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他写马基亚维利、维柯、赫尔德、哈曼、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多数都成了广受传诵的名作。这些作品的特色何在?首先,它们均不是狭义的史学文章,而是有一个鲜明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借着理解、思索前人的摸索颠踬,设法探讨柏林自己的思想关怀。换言之,柏林投身思想史,从事的却仍是哲学家的事业。这种堪称独特的学术风格,让他的史学工作取得一般性的思想意义,也赋予他的思想工作一种夙昔馨欬在耳的临场感。 

  

  为什么柏林倾向于这种学术风格?伊格纳蒂夫告诉我们,从幼年开始,柏林一直具有一种退缩的旁观者性格;他喜欢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l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而如果必须进场,他总是设法透过另外一个身份 表达自己。这种本能的"腹语术"倾向,令柏林自己也极为不快;它散发的怯懦、逃避意味,常令他急于为自己辩解。我们不用去猜这种倾向的来由(伊格纳蒂夫暗示,这与柏林的俄罗斯一犹太移民身份有关)。不过这个倾向,似乎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柏林必须借由写他人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块垒。他最深邃精辟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某一位思想家、某一种特殊思想心态的产品。 

  

  这种隐藏自己主体性的倾向,赋予他另外一种特质:借投射而设身处地了解别人的能力。尤其诡异的是,他最感兴趣、也最能够深入内里的人格与心态,往往与他本人相反,尽是一些激动、极端、混乱、有旺盛生命力与强烈信念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领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狂热理性主义,他抨击有加;他的批评之所以力量入骨,是因为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霸道面,他有切肤的理解。对于反启蒙思想家的浪漫主义,他的赞赏充满着同情,不过他知道那不是他能归属的世界。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亢奋与夸张,他的掌握可能难有出其右者,不过他却深识这些人的无力与虚幻。连他所崇拜的二十世纪人物,如他对伊格纳蒂夫所言,也没有一个是"温文、善良、客气的自由派"。这种移情共感的能力。即使并非起自某种补偿情结,渴望由替身填充自己的缺憾,仍有助于说明他的思想史著作何以引人人胜。他能将思想与斯人结合;让主角的观念、欲望、情绪、向往合为一体,最后辅之以自己入戏的旁白,做生动的呈现。 

  

  在汉语世界,只要提到柏林,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大概就是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辨。这两个对比的概念,当然并非柏林所创,十八世纪的康德、十九世纪的贡斯当(不用提黑格尔、格林与约翰穆勒)、二十世纪写欧洲自由主义史的德·鲁杰罗(de Ruggiero),都使用过这对名词。柏林发挥这双对比概念,大概是来自贡斯当的启发。从柏林的解说来看,消极自由,指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指的则是"去做某些事"的自由;望文生义,读者自然会把前者理解作某种形式的自在无为,以回归个人的私领域为尚;而把后者理解作积极有为的政治权利、某种意义下的政治参与与追求。这样的理解,虽然不算离谱,却并没有掌握到柏林的完整用意。柏林的区分,所关心的并不是政治参与的消极或积极,更不宜引伸简化成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卢梭式民主至 上的对立。对柏林而言,问题的症结在另一个层次。 

  

  柏林留给读者的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他以刺猬与狐狸为象征, 描写两种思想家形态:"狐狸多所知晓,而刺猬只识得一件重大要事。" 这个来自古希腊诗人的区分,意义何在?难道它所描述的只是个别思想 家的心态习惯?两类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想原型,又各有什么意义?为什 么不同的思想家一定要回归到这两个类型之一?细读柏林的解说,我们 会知道,他所想要说明的,主要倒不是思想家的思维风格,而是西方文 明的认知与价值取向的两种原型。狐狸与刺猬并不只是思想家由性情 决定的类别,而是西方文化既有的两种基本思考模式;属于哪一种取 向,其实吐露了关于价值、理性,以及世界的某些根本假设。换言之,刺猬与狐狸之辨,不是基于观察归纳而为思想家分类,而是基于哲学假 定,解释西方思想的根本范畴、西方思想史的发展理路。 

  

  要较为完整地掌握柏林所提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和刺捐/狐狸这两 组区分,必须回到他的思想的"母题"。这个界定了柏林的思想架构的观 念,就是所谓的"价值多元论"。 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想法不难把握: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尤其是终极 性的价值与目标,不仅众多,不仅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 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 这个局面之下,追求价值与理想,必须要靠选择;而对价值作选择与认 定,不仅无法有理性的标准提供完整的理由,并且选择某项价值,往往 表示必须放弃其他的价值。因此,人生不仅没有完美圆满可言,并且每 次抉择,都代表进入了价值的冲突以及舍弃。生命永远有缺憾偏废,缺 憾代表着无法解消的冲突和割舍。这种情况,柏林以悲剧称之。 

  

  柏林主要透过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陈述他的价值多元论。他 认为,西方思想,从古代理性主义、中世纪理性主义、一直到启蒙运动所 开启的近代理性主义,始终以一元论为主调。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相 信,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必然只有一个真确的答案;第二,这类真理 的发现必然有可靠的途径;第三,这些真确的答案,彼此必然共同构成 一个和谐的整体。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于 十九世纪的哲学体系和进步思潮,都接受了这个基本的思考架构;换言之,典型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追求一个能够笼罩全局的终极答案,在这个答案里,人类所向往的各项普遍价值,纲举目张地构成一个和谐体系。这种理性、一元的世界观,正是柏林所谓的"刺猬"之道。另一方面,据柏林自述,直到读过马基亚维利、维柯以及赫尔德,他才发现了一群反主流的思想家,一类属于"狐狸"型的人物,所呈现的是另一种思考眼界:在道德、文化以及生活形态等方面,人类所面对的,其实是杂多而且无法调和的目的、价值和认知。 

  

  识者立刻会指出,这套想法,韦伯在柏林之前已经以"价值多神论"为名,做过极为生动的叙述。在一九一七年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韦伯对于价值多神论的情境、它产生的历史源由,以及它所构成的挑战,都有精要的探讨。在其他的著作里,韦伯也明确将价值多神论作为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发点。令不少人纳闷的是,柏林不可能不知道,韦伯在这个题目上早已经说过了他要说的话,可是他毕生未曾提过韦伯这方面的贡献;自然,他也从未交代,他的价值多元论与韦伯的价值多神论,同异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牵涉到韦伯与柏林各自所持的自由主义的特色,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此虽无法详论,仍然值得稍作观察。 

  

  当韦伯提出价值多神论、并且由此强调抉择的重要之时,他的思考脉络,是近代世界"除魅"后的理性化与官僚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实质理性丧失客观地位,工具理性支配整个社会生活;一个完全理性化了的文化、一个彻底官僚化了的社会,代表着个人自由的消失和意义的枯竭。此时,个人的自由系于--表现在--个人最主观的价值认定:自由就是以一种近乎存在主义的投入方式,突破工具理性的封锁,肯定自己的生命之神,借以恢复世界以及生命的意义。在政治层次,韦伯这种对于创造性个人的期待,转化成了对于卡里斯玛型领袖(在近代的制度就是"民粹式的领袖民主制")的期待。他相信,在常规化、官僚化的情境里,惟有这种领袖,才能冲破现代社会的"铁笼",容许社会取得新的动力和目标,从而允许个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换言之,韦伯谈价值多神论,强调价值来自抉择,目的在于描绘出一种近代"除魅"后的世界里的自由人格:一种英雄式的个人,敢于献身、敢于负责、敢于面对庸俗的世界追求理想。 

  

  这种以主体性为尚的自由主义,无疑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后进"状 态有关;由于缺乏现实制度的支撑和社会力的支援,德国自由主义只能 寄身于个人道德层次的诉求:自由的问题,于是变成了关于主体性或者 自主性的问题。柏林处身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自然不须烦心这个 问题。另一方面,德国自由主义有其独特的思想史传承。从马丁路德到 康德,自由便是心志层面的问题;从浪漫主义一路到尼采,自由又成为 一种对于"个性"的向往;对于通熟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柏林,这些应该 都不陌生。可是他毕竟比韦伯多见识了一段历史。经历过希特勒的狂飙,柏林无法再像韦伯一样,将价值的抉择联系到某种具有创造力的人 格,视人格的主体性为自由的精髓所有。他认识到价值多元的"事实", 因此价值的抉择无可规避。可是这种抉择的道德意义该如何定位?如 果这种抉择构成了自由的定义,我们能赋予它构成人格、取得生命意义 的功能吗?柏林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是柏林式自由主义与韦伯的不同 之处。 

  

  如果价值多元论才是世界与人类处境的真相,那么一元论不止谬 误,甚至有危险;因为在多元的情境中,倘若强行遵照一元论的逻辑来 安排社会生活,就必须仰仗霸道的手段。基于这个合逻辑的判断,柏林 铺陈他的自由主义。也只有参照这个基本的判断,我们才比较准确地 理解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区分的意义。简单言之,从多元论的立场来 说,最有意义的道德事件就是"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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