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军: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5 次 更新时间:2012-06-19 08: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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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  

  

  【内容提要】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在国际互动中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既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条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要谋求的利益和实现利益的途径,都决定于中国对身份的定位。在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当下的中国日益表现出了双重身份,既自我坚持是“发展中国家”,又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大国”。由于这两种身份在国际互动中有不同的机制和结果,因此中国实际上面对着一种身份的困境。破解这种身份的困境,是中国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身份困境是基于自身定位参与国际体系互动所发生的问题,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除了需要认识这种困境的症结所在之外,还特别需要基于对国际体系影响机制的分析寻求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 中国的身份与利益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把自己的身份明确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基于这种身份,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积累,中国的国力显著增强,到2010年GDP上升到世界第2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的差距不断缩小。1978年时美国GDP是中国的15倍,2000年时是中国的8倍,到2010年时这一数字已缩小到2.5倍。[1]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大,中国身份中的多项大国要素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国地位使人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大国的复兴,而中国在领土、人口、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的量级,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国家、世界银行和IMF的主要股东等身份,都使人们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大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以“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居首位的超级大国(world‘sleadingsuperpower)”为题对22个国家进行了民调。从所得数据来看,有8个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中国,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其他14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持肯定意见者多于持否定意见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持肯定意见者也多于持否定意见者。[2]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大国”身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国际舆论所肯定。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有了明显的大国感觉。显然,由舆论所定位的中国的“大国”身份,已成为一个事实。

  然而,如果从人均而不是从整体看待中国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发展的程度其实并不高。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居世界第100位,略低于安哥拉,在列入统计的190个国家中居中游偏下,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3]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2010)的排名中,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列第89位,在该报告所列的169个国家中,也属于中等水平。这两个报告所反映的事实表明,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很大,集国家之力可以办成很多大事(比如在航天事业上),但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一个事实。

  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dualidentity),一方面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大国”的一面日益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贫穷”依旧的现实也常常让人感到困惑。有评论认为中国未来发展成第一大经济体时会成为一个“奇特的超级大国”,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最大的经济体就应该是最富裕的国家,但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是既富有又贫穷。[4]

  中国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问题,学界其实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例如,2001年吴心伯在论述中国外交时就阐述了中国面对的“双重身份综合征”问题。他指出,作为大国,中国希望拥有更大的国际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但作为一个穷国,中国却没有那样的物质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利益扮演与自我想像之大国形象相对等的角色。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困境。[5]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的显著提升,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讨论。例如,郭凯[6]、古斯塔夫·格拉茨[7]等论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主要世界强国”这两种身份的反差,论述了中国是作为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作为维护者的矛盾,以及在维护发展权利和承担大国责任之间如何求平衡的困惑。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的是中国进行外交选择的为难。实际上,如果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两种身份所指涉的行为逻辑和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相容的。在两种身份的影响下,中国不但面对着为难的选择,而且面对可能对国家利益有害的结果,而这后一点才是“困境”的症结所在。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根本利益在于谋发展。实现这样的利益,中国就需要始终把力量集中于国内的建设,就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做的那样。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是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好停一停。否则就要专心致志地做下去。即使发生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这一点必须扭住不放,毫不动摇。[8]这样一种发展的理念,直至今日中国仍在坚持。按照胡锦涛多次重申的说法,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9]这种发展的逻辑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相对应的。

  然而,如果中国按照“大国”的身份行事,那情况就会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大国”(greatpower)总是与“权力”(power)相联系的,需要用权力来界定利益,而权力的含义是指让别国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10]作为大国进行互动,行为体就需要发挥权力因素的作用,无论以明示还是隐含的方式,都会涉及支配力与影响力的竞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大国进行权力竞争就需要尽可能地增大权力并抑制对手的权力,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相互冲突。对于霸权国家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不受威胁,需要时刻警惕“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尤其不能容忍具有对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存在。从这样的逻辑和导致的结果讲,大国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演变为冲突乃至战争的“悲剧”。[11]

  从“专心发展”和“大国政治竞争”这两种迥异的逻辑看,其差异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军力建设上。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军力建设是以确保发展为目标,对国防的资源投入具有防御性与有限性的特点,在总体上是一种内向模式;而进行大国竞争,发展军力则要以保持在一定区域内的支配力和影响为标准,在国防建设上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与相关国家的军备竞赛,在权力运用上也会体现出外向特点。

  对于中国来说,身份具有两重性,在对外互动中就必然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机制的影响。由于这两种机制所导向的是不相容的互动模式,因而中国面对着一种难以兼顾的困境:中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避免卷入大国权力竞争,而要做一个真正的大国,就必须在权力政治中保持和发展的自己的影响力,并且在军备上进行相应的建设。由于“专心发展”是一种可以自我控制的进程,而“大国政治竞争”则会形成“行动—反行动”互动,因此在两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情况下,大国竞争就会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说得确切些,当中国被视为“大国”,而其他国家主动与中国进行“大国游戏”时,中国面对权力政治压力,就不得不进行具有权力政治意义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必然会导致他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样一来,不论中国主观意愿如何,大国政治进程都不可避免地会启动。从互动结果看,中国一旦被卷入大国政治竞争,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战略重心。如果权力竞争的程度加剧,那就有可能使经济建设和解决国内需求失去首要地位,而且可能因卷入日益增多的冲突而失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所面对的双重身份困境显然是一个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对互动机制有清醒的选择,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应对和解决在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中国人均发展偏低的现状决定中国必须以发展为本,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原则。然而,由于中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政治互动,因而日益增长的国力会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习惯于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在互动中也不可能再像一个纯粹的发展中国家那样行事了。大国互动机制会使中国面对着不断增大的权力政治的消极影响。

  由于中国面对的身份困境所反映的是与外世界的关系,确切说是参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结果,因此要分析这些困境的作用机制并找出应对途径,就需要讨论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对外互动行为有怎样的影响。

  

  二 国际环境的影响机制

  

  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从理论上讲就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指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由于行为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需要在对外关系中参与涉及不同问题的多方面的互动,因而会构成具有多元层次和属性的体系结构。这样的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有着复杂的和系统的影响。对这种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根据国关学界已有的研究,需要讨论三种主要的影响机制,即权力政治、制度规范与观念建构。[12]

  1.权力政治的影响机制

  权力政治是指主权国家作为权力行为体进行互动所形成的结构与机制。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都需要以权力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相互间形成的权力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以外向性的权力互动改变现状通常会引发高度的冲突,而以内向性的权力互动维持现状则通常可以保持常态的国家关系。中国作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尽管需要在对外互动中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但宗旨和行为模式乃是内向性的自卫。进行这种模式的互动,从理论上讲,所受到的权力机制的影响和所导致的冲突应该都是有限的。

  然而,考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现实权力互动可以看到,有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中国可能面对着日益严峻的权力政治的挑战。一是中国已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崛起的大国通常被认为是要改变现状。尤其是超级大国,对于这一点极为敏感。虽然中国并没挑战现状的意图,也没有做出挑战现状的举动,但仍然受到了外部权力的日益增大的遏制性压力。二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涉及权力互动关系。中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就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形成矛盾与冲突的关系。中国主权利益受侵害的情况加剧,中国维护主权的力度加大,这种冲突就会升级。三是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自卫的范围也在扩展。特别是中国海上行动范围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国猜忌。

  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尽管中国坚持内向与自卫原则,希望使矛盾最小化,例如强调自己的发展利益和防御宗旨,把领土争端限制在双边范围,但凸显的“大国”身份却使得外部世界更倾向于把中国的这些行为解读为外向的扩张。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频繁举行各种联合演习,干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台湾问题,都是具有权力政治意义的互动。对于中国周边所形成的具有遏制中国意义的地区权力结构,中国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因为不介入这种互动,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进行这样的互动,就难免要卷入权力竞争的“安全困境”。用戴维·兰普顿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一种“行动—反行动循环”,一方构筑自己单方面安全的尝试会刺激另一方采取行动来抵消这种尝试,从而会导致一种不断加剧的竞争和不信任的循环。[13]对于中国来说,要维护国家利益,就不能免于这种权力政治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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