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三种政治思潮中，共产主义无疑最受争议。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最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也无法否认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共产主义实践的巅峰时期，全球有近一半的土地和人口，都处于宣称共产主义的政府的统治之下。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中，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事务，都无法避免冷战因素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从朝鲜、古巴、中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执政党，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共产主义党派，甚至包括活跃在印度的游击队，共产主义都起着核心意识形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共产主义在政治实践方面遭受重大失败的事实。曾经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崩溃。而东欧的卫星国，多数已在数年前开始寻求转型，以告别共产主义。今天，仍然宣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政权只剩下5个，而且大部分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成份。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边缘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作为一种应激产生的政治潮流，共产主义在构建强大国家政权、推动快速工业化、统一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方面，可以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二战前苏联仅用短短十年功夫，就让重工业大有起色，并在二战中挡住了德国强大的军事进攻；中国内战在短短数年间就形势立判，令世界为之瞠目；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无可奈何越南的内战泥沼；越战成为美国最晦暗的伤痛记忆。

然而，宣称建设平等美好社会的一些共产主义领导人，却犯下最严重的历史错误甚至罪行。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体农庄，毛泽东的大饥荒和文革，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无不是20世纪中令人震惊的社会灾难。人们常常难以理解，为何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会产生如此大的分裂？该如何解释共产主义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特性？在本篇，笔者将考察共产主义的起源。

共产主义思想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乌托邦一词，来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中所描绘的完美理想国度。几乎每个民族、每个宗教、每种文化，都用着不同名词，称呼它们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它或者被称作大同世界，或者被称作伊甸园，或被称作极乐净土。乌托邦曾经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家园。

从某种角度来说，卡尔•马克思，这位近代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所带来的正是一个乌托邦。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的所有理论的出发点，都来自于他的唯物史观——也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和历史决定理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否定黑格尔所主张的绝对精神是历史的推动力。他相信这个推动力来源于物质，而他所选取的物质力量是社会生产力。同时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贯穿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将破坏一个旧世界，带来一个新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只有在此阶段，私有制会消失，阶级会消失，国家会消失，人类历史走向最终自由。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完全是围绕着他的历史哲学所建立。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而不是科学。如果按照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如历史不可逆地阶段性向前发展，共产主义国家率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内部没有阶级，之间没有战争等等，均被证伪。

尽管曾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马克思本质上仍是一位理论家。很多细节问题，如关于共产主义制度模式、经济模式，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基本不予考虑。另外，马克思偶尔提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词语，但具体意义为何也语焉不详。总之，马克思理论的最大效果——在某方面，就是在政治理论方面提供了一个加强版的乌托邦。

但是在物质决定论，还是意志至上论这一点上，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与政治运动实践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有所摇摆不定，马克思仍然克制了在理论方面改造社会的冲动。然而这些实践者们，则是名符其实的社会实验者。马克思的乌托邦理论，成为他们动员社会、进行社会试验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生产力决定论，则被他们抛弃。

列宁是造成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裂的始作俑者。在政治斗争中，列宁发展出一套建党理论，声称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才具有革命的领导权。这其实是一种精英主义。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的精英分子来自于传统社会的精英阶级，而列宁领导下的精英分子，则来自于颠覆传统社会的新兴革命积极分子。

此外，列宁延伸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展出“民主集中制”体制，与同时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所主张的民主体制不同，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的集权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举行立宪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仅获得少数席位。列宁于次年1月调用军队强行解散议会，并向抗议的民众开枪射击，造成“一•五惨案”，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打压同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并严令禁止内部派别，使组织的权力日趋集中。列宁也发展出一种秘密情报机构——契卡（苏联克格勃的前身），以“反革命”的名义拘捕、镇压异己分子。

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不可低估。实际上，坚信历史将朝着共产主义发展，坚信自己站住历史最终胜利的一方，是共产主义者的核心正统性来源。同时，列宁的建党理论，引入精英主义，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样，在政治文化方面，通过加强理论的宣传，提高组织忠诚度与社会动员力；而在政治制度方面，通过集中权力以加强控制，使得共产主义——准确地应该说是列宁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内在分裂的政治文化双轨制模式。自列宁开始，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分裂属性，就已经无从避免。

为什么在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近代时期共产主义潮流最终成为主导？首先，在政治文化方面，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中央集权专制。1547年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加冕为第一位沙皇，逐步将俄罗斯建立为中央集权国家。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朝。长期的集权专制，成为一种自我反馈强化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政治运动的走向。

俄国与中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社会受过教育的人员极为稀少。据估计，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受教育人口集中在社会精英，主要是世袭贵族、宗教神职人员和工商业上层，仅有约200万人，占总人口的约2%。而中国清朝在19世纪中叶，社会受教育人口集中在士绅，人数估计在100多万，加上数百万满族人，占全国约4亿人口的2%左右。相比之下，英格兰在17世纪男性识字率已经超过30％，在18世纪已经达到60％。与英格兰的自由农民、中间阶层、贵族所构成的立体社会不同，19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平面社会，构成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而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只占极小一部分。

在这种平面社会的结构下，绝大部分国民——农民，终生生活在某个村落，极少迁徙。他们对财产没有个人支配权。在中国，土地与家产是属于家庭或者宗族的；在俄国，公社式的土地分配是非常普遍的村落形态。农民的生活无时不刻不受这种家庭宗族集体的干涉。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仅仅建立在极少数精英分子的认知基础之上，与绝大部分国民的认知无关。在大部分时期，中央皇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

与英格兰的个人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不同，俄国与中国的占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在传统生活上是集体主义式的。而共产主义，作为最激进的反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反对多元化的思想，还反对自由主义的基石——私有产权。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列宁主义式的共产主义，难以在英国与美国等这样的国家流行。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互为天敌。而在德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源自传统社会的容克或武士等精英分子，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压制了主张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无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只有在俄国与中国这样的国家，集体主义传统浓厚，而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又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才能得到发生发展的机会。

俄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都是在应激情况下发展起来。俄国在1904年到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引发1905年起义；而之后俄国又陷入一战的泥淖，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强烈的反战情绪，导致在1917年爆发两次革命。俄国在与新兴国家德国与日本的对抗中，处于严重劣势，这使得本国精英产生强烈的赶超欲望。而共产主义恰恰为社会试验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图景。信奉共产主义的新兴社会精英，取代了传统的精英分子，成为了政治运动的主流。

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外辱不断，救亡图存成为最强烈的民族情绪。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共产主义同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但是，作为当时落后的农业国家，近代工商业只在中国少数沿海等城市有所发展，不但比之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就是比俄国也要落后很多。据统计，俄国在19世纪末的产业工人人数为200万左右，占全国近1.3亿人口的不到2％。而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城市工人仅有100多万，仅占全国5亿人口0.2％。工业人口过于稀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主张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方式很难展开。而毛泽东、张国焘等政治实践者，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列宁式的政党组织与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结合起来，在之后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最终取得成功。而同时，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语境下又进一步走向分裂。

在近代史上，俄国与中国，都曾经产生过自由主义思潮，但在传统浓厚的集体主义文化下，在政治斗争中被淘汰。而传统的社会精英分子，由于过于薄弱，无法有效对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则更由于中日战争等历史原因，导致力量消长的逆转。由于共产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分裂特性，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步步走向集中，以至后来都产生了极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