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演化和翻版，改革开放以来纵横三十年，创造了浙江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近几年来，浙江投资疲软，三年平均增速为13.7%，仅为全国26.5%的一半；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回落了3个百分点，为10.3%；连续三年排全国倒数第五。难道“浙江模式”真的式微了吗？
从理论逻辑到经验实证，我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判断：“浙江模式”正在转型升级、脱胎换骨；但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阻力大于动力，产业升级的凝聚力大于分散力。
浙江产业转型五大趋势
随着近几年浙江一大批领先企业资本积累实力的增强，品牌、管理、研发和营销网络等高端要素禀赋优势的逐步形成，原来以“轻小集加”为主要特征的“浙江模式”已基本消失。
浙江经济正悄然出现三大转变：发展轴心正逐步从中小企业的创业竞争为主向大企业领导的创新竞争转变；发展优势正逐步从民营经济的体制先发优势向大企业领导的市场先发优势转变；发展空间正逐步从本土化发展为主向地区扩张和多国经营转变。
“浙江模式”的这三大新变化、新特征，可以从以下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五大新趋势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从“轻”变“重”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企业的产业链升级加快，原材料与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主要是沿产业链上游拓展延伸，其中化纤和机械设备是发展最快的行业，至2010年浙江的重化工业已达到60%以上。这两个行业的大发展，并非是政府规划推动，通过大兴临海重化工业的结果，而是典型的产业转型升级的产物。
由“小”变“大”
近年来，浙江大企业成长加快，在转型升级中的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据省经信委的统计，全省大企业集团的户均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已经超过50亿元，并按20%的年均速度扩张；而这些大企业集团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已占全省工业经济的一半以上；大企业的普遍报价水平超过同类企业和产品10%以上；这说明浙江已不再是以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大企业正逐步确立起其价格和产量的领导地位。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左右，浙江会涌现出一批千亿元以上的大企业。
由“浅”变“深”
浙江工业产值的80%左右都出自产业集群，但由于这种“集”群在发展初期，其产业组织和联系是浅层次的，企业在地理上扎堆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如知识溢出等外部经济，因此浙江人一直给它一个俗称叫“块状经济”。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传统块状经济升级加快，现代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产业集群中的产业组织和联系由“浅”变“深”。在产业集群中，大企业的领导地位正逐步确立，与中小企业的外包分工体系逐步完善。企业尤其是大中企业内外部发展出了超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可分割的功能操作或工序不断从企业内部分离出去，本地生产配套体系逐步完善，本地配套率达到60-80%不等。
从“低”到“高”
近几年来，浙江大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加快，正摆脱过去纯靠代工、加工的低端路径，大力开发和培育品牌、研发、管理和营销网络等高端要素优势，走高端发展的路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价值链分工深化，大企业普遍发展出了由中小企业参与的外包分工体系，如温州的低压电器、宁波服装、义乌袜业等等，纯制造环节逐步以大企业分离出去，总的市场销量中大企业的自制率不断下降。
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大企业领导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独立市场主体逐步减少。浙江正逐步形成大企业领导的、金字塔式的产业组织，中小企业正在重新定位，主要演变为专业化的外包企业、专业化的生产配套企业和专业化的出口企业等等。
从“进”到“出”
多年来，浙江省一直是沿海发达省市唯一的一个净资本输出的省份。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浙商在省外的（国内）投资总额超过3万亿元，其中从省内输出的资本就达1.3万亿元，超过了当年区域内的投资总额。这也是为什么浙江本土投资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落的主要原因。
因此，简单地用封闭经济的框架和逻辑来分析一个省份，如浙江的投资率、增长率，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总体来说，浙江经济已进入从本土化发展向区域扩张和多国经营转变的新阶段。浙江大企业正通过生产基地转移、新设工厂、并购各种股权投资等纵、横向一体化，实现跨区域扩张。
从以上五大趋势的刻画可见，以“轻、小、集、加”为标志的“浙江模式”已经变了，已经在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浙江模式”。
这个模式的生成和机制可以提炼为内生性或内源性：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本身的内在要求，内生于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突出能力，内生于市场的力量。这个模式还表现为民营大企业的主导性，以及转型升级路子的多样性。
升级阻力大于动力
“浙江模式”的升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是明显而清晰的，但是步履是艰难的；可以说是阻力大于动力，凝聚力大于分散力。
主要问题在于：一是企业的产权结构封闭，难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职业经理的机会主义盛行，跳槽、卷逃资金、窃取商业机密等等，另一方面企业老板财务操纵严重，因此使资本家拥有的资本或企业产权与职业企业家拥有的才能要素难以达成长期契约与合作。在企业中，股权、期权这种长期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而是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二是企业的品牌为载体的长期商誉难以建立起来。企业及其产品定位于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企业要通过广告、产品保证书等发送对消费者“忠诚”和内在质量的信号。但国内市场环境恶劣，许多企业扭曲或制造虚假信息进行欺骗性交易，将诚实的交易者逐出市场，整个市场失灵程度越来越高。
三是创新效率低而激励不足。浙江的创新以实用技术和外观设计为主，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全国居前列，研发投入转化为专利产出的这种创新生产效率很高,但专利转化为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创新经济效率很低。
其原因是新产品推向市场后普遍遭遇模仿，一般新产品上市后的生命周期只有4-5个月,这一方面导致创新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导致创新激励不足，企业只愿意从事短的、浅层次的研发创新。
四是建立外部营销网络难以控制应收款。大企业的外部营销网络一般只能控制在一定的阈值，否则应收款问题将趋严重。
五是地区扩张面临地方市场分割与保护。地方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现阶段各地政府实行市场分割和保护，主要表现在对内外企业的产权保护实施歧视性政策，并在资本市场上实施地方保护,这就严重影响了浙江企业在高端层面实施地区扩张的步伐。
综上所述，浙江正逐步走出一条内生性、多样性和民营大企业主导的、有自己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子或模式。但是真正成功的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来支持，提供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产权保护。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阻力重重。如果我们无法对物权、债权、合同权、知识产权等进行有效的产权保护，企业要依托品牌、研发、管理、营销网络、资本等核心环节和要素禀赋走高端发展的路子，实现真正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