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不自由的环境导致商业伦理缺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 次 更新时间:2012-06-17 23: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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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朋友相似,近几年来,韦森教授一直在重复着几乎同样的观点。他关于预算民主的呼吁见诸于FT中文网、财经网、凤凰网等门户网站,他的关于货币内生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也经常发表在《华尔街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等网络和平面媒体上。他坚信世界的改变依赖于大多数人主观认识的改变,绝不要因为利益格局的稳定而妨碍甚至放弃传播正见的自由。为了能够实现这种价值,经济学家自己必须努力认清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他相信,知识分子要发挥好社会启蒙功能,第一要务就是点亮自己。这个观点产生于一位学者对米瑟斯的评论--“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探索良序市场经济的运行之道,这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韦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我国曾实行计划经济近30年,尽管过去统计数据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还不错,但是把1952年到2011年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描在一张图上,就会发现,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只是1978年市场化改革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国经济才有了快速飞速。但凡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都必须肯定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进步意义。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停滞和后30多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轨迹充分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但是,观察人类诸社会经济增长的路径,尤其是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另外一条结论: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是增长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但有了市场经济,却不一定就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理,在过去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就能确保我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要不断探讨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道德基础和文化环境。当然,这都是些“宏观的”大问题。在我国现实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尤其是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面前,我们往往做不了什么,但是对这些“宏观大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记者: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诸多条件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韦森:多年来,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已经发现,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下良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确保市场交易产权的法律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和必要条件。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如马科斯•韦伯、桑巴特、彼得•伯格--即PeterBerger)、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和管理学家则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文化和商业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譬如,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数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韦伯还具体举例说,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资本和货币,来用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换句话说,不是有了充足的货币和资本,才会生发出资本主义活动,而是一旦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具备了,他们会创造货币和资本。前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点,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在文化精神、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企业家的商业精神是连接文化与市场秩序乃至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作用“链条”。给定一国的资源禀赋、社会条件以及政府许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就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其中企业家的创新和不断扩大自己商业王国的冲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在2006年所写的一篇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一文中,就曾指出,经济体制转型、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市场容量大和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的国际环境适宜,是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引入市场经济后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乃至与中国人的勤勉、精明和坚忍不拔的商业精神也有很大关系。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人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的商业文化精神,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包括欧美各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精神逊色。正是千百万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勤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家,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转轨及与国际商业惯例(WTO规则)接轨过程中的“制度缝隙”、“体制空档”和历史机遇,以一种看似灵活甚至开始有些“不甚规范”的经营策略,“谋划”了企业的成长,进而推动了中国过去30多年“奇迹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外资的大量进入乃至国有企业经营的改善,都促使中国企业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开始按照WTO的贸易规则来迅速发展自己的企业,增加产量,扩大出口。这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商业精神,今夕何夕

  

  记者:这种发挥了链条作用的商业精神又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呢?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这些地区传承并遗留下来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这种精神也很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所特有的工商业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学的戈登o雷丁教授曾写过《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专门研究东亚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从历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素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显,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文化里蕴含的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反传统、善于变通、敢为天下先的特质形成了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敢于冒险的精神品格。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商业精神被压抑甚至快被泯灭掉了。但是,可以认为,正是有上述文化精神传统的遗产,改革发生之际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秩序,率先由这些地区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辐射和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一大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崛起,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国内贸易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商品才会不断涌向全世界。

  记者:既然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为何今日的市场经济却面临着诸如食品安全等诚信环境急剧恶化的尴尬局面?

  韦森: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在社会上有很多且很大的误识,认为我们的商业诚信缺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但这却不是当前商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或上上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曝光出来的商业欺诈、伦理缺失甚至道德沦丧的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敌敌畏浸泡的火腿、地沟油、膨大增甜剂的西瓜、苏丹红咸鸭蛋、黑心棉童装外衣,以至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胶囊”事件,……等等,怵目惊心,不胜枚举。当人们看到或听到一件又一件这样的恶性事件,往往会悲叹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商业伦理的缺失,乃至惊叹一些商家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几乎丧失殆尽了。人们愤怒和悲叹之余,往往会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误识。

  当今中国的商业伦理缺失,商业欺诈甚至一些道德沦丧的恶性事件不断被曝光,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去年,我曾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谈到,上述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可能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尤其的体制方面的根源。在一个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又缺乏限制政府权力的社会中,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被曝光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连政府官员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业诚信系统?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业界人士有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这部世界名著中曾指出,“在一个人身自由与个人责任被破坏殆尽的制度中,无论[人们的]良善愿望,还是组织的效率,都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行为准则(preservedecency)”。这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在1961年12月6日在纽约召开的第66届美国产业大会上所做的“自由企业的道德因素”的讲演中,哈耶克曾对自由与道德问题做了很多独到的解释,提出“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这一判断。哈耶克的具体解释是:“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的运作”。如果照哈耶克这一观点把自由(liberty)认作是在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私人领域和一种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哈耶克这一论辩的逻辑实际上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re-created),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商业诚信才会不断提高。

  根据哈耶克关于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的上述认识,我曾在2011年下半年苏州举办的一次“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两个观点:(1)只有建立了良序运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的商业诚信体系,才期望能重塑未来中国的商业伦理;(2)只有在现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场经济体系中,儒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商业美德才能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根据上述两点,我这些年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提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才能重建我们的商业伦理和商业诚信制度。

  

  已到争取变革的节点

  

  记者:面临这种大的社会格局,要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我们目前需要做哪些改进?

  韦森:这就需要从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和道德基础来考虑问题了。西方有句民谚: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意思是说,法律规则明确了,才有和谐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行为要受到外在制度规范的制约,越是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规范和政府行为的行政边界,越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竞争环境。制度经济学认为,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成长和扩展提供充分的激励;完善且公正的法律框架,为市场运行提供规范性保障;代议制的宪政民主体制,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合意的政治架构。这些论证既缘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推演,也是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路径的历史观察中而得出的结论。

  尽管这些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也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腐败盛行、商业诚信缺失、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强,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是有发生,等等。由此我们相信,只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了、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明确划分清楚了,政府职责受到明确约束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才会良好,才会重塑我们商业伦理和重建商业诚信,企业的经营和生存环境才会改善,也最终才能建立一个良序的和谐社会。

  从另一个角度讲,没有文化之外的制度,更没有无道德维度和伦理基础的制度。只有在特定文化氛围中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制度规则,才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在给汪丁丁教授的《在市场中交谈》一书所写的书评提出“道德是产权之魂”的说法。法律制度必须符合道德,才是正义的法律,人民才会遵守。这就牵扯到法学理论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了。从学理上来说,康德所说的人心中作为“绝对律令”的道德法则,或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才是产生人类社会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最终源泉。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运行,依赖于特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这无疑有一定道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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