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有应接不暇的校内公务与校外学术交流活动，许多文债也在不断延期和不断偿还之中，实难他顾。当故友建明先生自北京来电，嘱为他与钟沈军先生的合著 《血火名城——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2002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献“序”时，我虽犹豫片刻，却仍不忍峻拒，只好下定决心承诺一试。这不仅因为我至今还没学会谢绝建明的任何邀请，而且无法漠视这两位非史学专业出身的同辈学人认真解读历史所展示的那份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在替吾辈职业性的治史者代劳而已，我们理当借此感谢他们。
建明与他的合作伙伴，一个是经济学硕士出身的金融界优秀管理成员，一个是出道有年的新华社记者。他们不是专心于自己的热门专业与行业中大显身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推波助澜或呼风唤雨，轻车熟路地先富起来，而是甘于寂寞，涉足冷僻而艰辛的史学领域，走街串巷作口述史调查，抓住“文夕大火”注这一曾使许多潇湘父老家毁人亡或颠沛流离的历史话题，以犀利流畅的笔锋，揭示日军侵华行径的残暴，展示生命的珍贵，再现三湘儿女那不屈不挠的“蛮劲”、“挺劲”和“春风吹又生”的勃勃生机，试图穿越历史的时空障碍，构建起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梁，可望提醒那些年轻的读者群在染发、文身、泡网吧、当追星族、吃麦当劳或肯德基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灾多难的祖辈与父辈们的鲜血就曾从我们的脚下流淌，那些受尽折磨的身躯就曾在我们的脚下挣扎，是他们的斑斑血迹与累累白骨积淀成厚实的土基，支撑起我们今天的脚步，延伸着明天的何去何从。
回首23年前，我于负笈岳麓之初，即从师友的言谈与某些零星的文字记载中略知，与我们一同在阳光下呼吸的省垣长沙就在1938年11月13日凌晨，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1812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火，其来龙去脉却语焉不详。粗阅《千年火祭》，可知作者不仅参考了许多已刊文字资料，还作过若干口述史采访。上访对象中，既有制订焚城计划的原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与闻焚城机要的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的秘书吴世佶，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当年执行公务的长沙宪兵团成员等，还有许多逃出火海的幸存者与目击者。全书征引之翔实，叙述之生动，便不足为奇。该书既具体描述了火案从发生到处理的全过程，也认真披露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关于“焦土抗战”方略与焚城方案出台的由来；既详尽地记载了芸芸众生那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也简要地勾画了劫后余生的省垣人带着累累伤痕英雄般站立起来的丰姿，连同千年古城在狼烟滚滚的废墟上横空出世的艰辛与奇迹。尽管个别史实的表述似乎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作者不是囿于浓烈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恩怨，而是把长沙火案放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去写实和分析，省却许多情绪化的话语，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立论相对平实，似非许多同类书籍所能企及。
“焦土抗战”的必要性及其实效既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学术界的见仁见智，该书既未置若罔闻，亦不曾单凭个人兴趣随意取舍，而是将不同的观点列出，留给读者去判断，若以学院派的眼光视之，这也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之一。对于那些习惯于思考的读者来说，现成结论并不比思维空间更重要。史学研究也罢，现实生活也罢，那种喜欢用事物的结果推导过程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应当尽量避免。结果固然简单，但过程十分复杂，变量颇多。惟其如此，事后诸葛亮好当，事前的诸葛亮却不啻算命先生，每个算命者的算法与说法往往既含混其词，又因时而变，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验证。
“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的还是劳苦大众。无论政治家的口号喊得如何悦耳诱人，战争的代价还得由受害一方的人民去分担。无辜的人民常常在劫难逃，而且首当其冲，人类的残忍与世道的不公由此就可见一斑了。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事先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重痛侥幸地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无家可归，哀鸿遍野，而且还求告无门，有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即便是古典传言中的“民本主义”，其“本”安在？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这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却丧心病狂，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但令人遗憾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日本当局至今却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至今不愿将近代日军的在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的事件避而不谈或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前年5月，当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集团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校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演显然不是偶然的。相比之下，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于今年2月22日晚应邀来我所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事实及其原因，赢得全所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一般的日本民众。我就打算趁12月走日本神户、东京等地赴会和讲学之机，回访近藤先生这位对中国人民深怀同情和友情的执着求真者，无论自己的访问日程有多紧张。《千年火祭》对日本当局至今公然为战犯招魂之谬举的揭露堪称清晰和全面，有关分析尤为精当。它在和盘托出日军侵华之真相与掩盖真相之动机，以理性为翅膀展开思路，可望激活国人的爱国情怀，使长沙巨火化为警钟长鸣，殆无歧义。如果有人说作者就在为迅疾提高国民的公德意识与文化素养而添砖加瓦，如同给喜吃辣椒者提供一份久违了火宫殿或玉楼东的辣味佳肴，当不为过。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像患失忆症那样善恶不分的民族。如果纠缠于过去，我们不会拥有轻松愉快的将来；但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也难以拥有心底塌实的现在。时间本是一串既剪不断也理不乱的因果链。置身于这条链上的现实只能是承先启后的现实，无法另起炉灶。现实不是对历史的虚无与背叛，不能随意将自己延伸，杜撰未来。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短距离的未来，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朝着浑无际涯的广义未来延伸，而且都将成为历史。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茫茫洞庭水，巍巍南岳峰。苍生多脆弱，难折是湘人。毁于一旦的古城长沙为何得以劫后重生，而且生生不息？后人从火患的无情与历史的沧桑中还能读出什么感触，可望获得哪些启示？由建明先生执笔的《千年火祭》第16章倒是给读者提供了幽静而深邃的思路。建明拿出两年前撰写《苦我心志》一书的人文底蕴与学术功力，从两火相叠的炎帝谈起，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时空，与忧国伤怀的屈子、贾谊对话，将首倡“师夷”的魏默深与笑看横刀的谭复生现身，透过屡败屡战的黄克强、断喝止水的蔡松坡等人的凛然浩气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等政治领袖的身影，还有“惟楚有材”的学府风采、湘军脚下的雄关漫道，展示潇湘儿女隐忍自强的弘毅与荡气回肠的才思，体念舆榇出关式的激越与悲壮，追寻那“不吃辣椒不革命”的万丈豪情，感悟那务实与敢为相表里的地域神力与文化特质。对于三湘四水的历史积淀与文脉精髓，作者不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而且文思不绝，有似滔滔江水。建明还独辟蹊径，仔细比照湖南人卓厉敢死的“殉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的差异，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武士道“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视侵略为圣战，视屠杀为武勇，视疯狂为无我，视战犯为民族英雄……”。他还以抗日战争的全胜为背景，以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为参照，一针见血地指出：“结局的辉煌让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尽管我们曾经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尽管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悲剧，但我们却是一个最喜欢‘大团结’结局的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应证了中国人的这种天性。直到当年失败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临下时，我们才感觉到面临新的竞争劣势，胜利者其实很苦涩。”读者诸君倘若目诵至此，能不为作者那立意高远和充满睿智与思辨的话语所打动么？
今日乃长沙火患63周年之忌日，笔者提笔为序，除了略示对《千年火祭》一书的共鸣与推荐之情外，欲为63年前焚于大火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亡灵献上一份迟到的哀思，并对63年来在废墟焦土上忘我劳作的几代省垣人捎上异乡游子的一片敬意。已焚者的生命是无价的，长沙人民与潇湘父老乡亲的进取精神也是无价的。
2001年11月13日晚草于杭州市体育场路浙大寓所16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