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甲午中国战败琐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1 次 更新时间:2005-01-15 1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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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空里,历史的陈迹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战争双方的后代及至“地球村”上的其他居民都不曾漠视这场战争留给世人的不尽思索。也许因为一纸《马关条约》给原本十分孱弱的中国套上比《南京条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沉重枷锁,并且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后遗症,也许因为国人意念中的“东方大国”不仅败于首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而且败于同属东方文明圈并且还是靠吸吮盛唐文明的乳汁发育成人的“蕞尔岛国”日本而更加显得难堪,故一个世纪以来,炎黄子孙们从那令人悲酸的败局中所引发出的议论与反思也从来没有中止过,中方战败的主要原因及至全部原因仍被继续寻找和谈论着。

  

   如所周知,中日两国都是在遭受西方列强侵凌之后被迫开始改革的,一个是洋务运动,一个是明治维新。前者如筑室道谋,吵吵闹闹,停停打打;后者则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上下一心。二者的成效迥然各异。泱泱大国成了弱国的同义词,蕞尔小国则奋然挤身强国之列。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就在众议院扯开嗓门报告说:“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二十五年来,对外贸易由三十万增至一万万六千二百万两;有三千英里铁路线;一万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日本有最现代化之常备军十五万人,有各式军舰四十只,与欧洲任何各国相比无逊色。日本已实施代议政治。今日不怕任何人。所以日本外交政策为与外人互相往来,开全国为商埠,任人旅行,以促进贸易”。[①]相比之下,偌大一个中国在吵闹中才修筑了共计483公里的铁路。[②]尽管近代工矿企业也在洋务派官僚的惨淡经营中陆续兴办着,对外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不少省区都已架设电线,沿江沿海的电线“绵亘一万数千里”[③],海军建设也初具规模,但较之一个大国的诸多条件与社会需求,较之小国日本的发展气势与速度,这些实绩就微不足道了。有关经济收入除了各省截留与宫廷挥霍外,已所剩无几,国库仍然空虚。无论是国家财力还是综合国力,慈禧所把持的中国都无法同“岛国”日本相提并论。还在1872年,洋务运动干将李鸿章于进退两难之中就曾向乃师曾国藩一吐衷肠:“兴兵轮造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谁不视官为传舍,有忧国如家、视远如近者乎?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力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④]

  

   邻国日本在迅速发展,中国则在当权者的虚骄与半醒半睡中摇晃着,这就体现着差异。日本政府将其源远流长的军国主义毒素灌入其发展目标,并且矛头直指中国,而中国当权者并未及时警惕,这就意味着灾难。

  

   日本于1873年派兵进犯台湾,1884年图谋以朝鲜为突破口,两次均未得逞,此事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统治者的“大国”心理,但日本侵略者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加紧扩军备战,军费投入逐年骤增。1885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1500万日元,为数已算不少,1892年竟猛增至3450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41%,[⑤]超过1885年所投入的军费两倍多。1893年,明治天皇还宣布从节省宫廷开支入手,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且命令国务大臣等百官每人抽出1/10的薪金,补充造舰之用,以为民间献金之倡。[⑥]

  

   由于日本政府提供可靠的军费保证加之以全国支持之热忱为依托,日军的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及至甲午战争前夕,虽然日本海军大规模的扩军计划还不曾完成,但所购与所造军舰多属新式新购,舰龄短,装备好,舰速快,即使总吨位数也已开始超过北洋海军。日本的陆军建设尤其成效显著。早在1888年,日本就已完成了师团编制建设,陆军教育齐备,后勤制度严密。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陆军于战前已扩至7个师团,另有士兵数量达两倍的后备兵源。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在参谋部专设大本营,由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出任幕僚长,全面规划侵华战争,指挥海陆全军,争夺制海权等重要战略计划即由该大本营统一制定和部署实施。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⑦]可悲的是,主宰中华民族命运的清朝统治者在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态势面前只有丑态和窘态。

  

   本来,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经李鸿章多年努力,已于1888年赫然成军。它既是李鸿章个人洋务事业的高峰,也是晚清“自强”运动的一项重大成就。就当时规模与技术水平而论,北洋舰队明显超过日本海军,连一些西方军事家也对此刮目相看。遗憾的是,北洋舰队成军之日,便是它原地踏步停止发展之时,日本的海军建设则全力直追。就在北洋舰队建成这一年,黄河郑州段发生决口,清政府根据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奏请,减少海军投资,“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一律暂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日军启衅开战,凡数年光景,北洋舰队除了坐视舰炮衰旧外,已别无他法[⑧]。殊不知,“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象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⑨]

  

   造成北洋舰队资金短缺的原因不外乎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慈禧为首的当权者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妃嫔出身的慈禧不但不曾象日本天皇那样督率国人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面向世界潮流,又不曾象日本天皇那样以身作则支持国防建设,发展海军,反而顺着光绪帝的生父奕@①的馊主意,从本来就不充足的海军军费中抽掉一部分,去修复专供个人玩乐的颐和园。

  

   慈禧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史家历来说法不一。据清史专家王道成先生新证可知,1888年以后兴建的56项颐和园修复工程大约占全工程的一半以上,共用银316.6699833万两。该园室内陈设所需还无法统计,仅就此园土木工程而言,“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⑩]此数尽管较史家们平时所估计的1200万两至5000万两要少许多,但较之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所得之3100万两费用,仍不是一个小数目。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为备战计,奏请拨60万两购买速射炮也不果,而丁氏所请款额亦不过颐和园修复工程所花的1/10。“海军常年经费,是颐和园修建经费的来源,海军新增经费,也同样是颐和园经费的来源”,[①①]因而,可以说,晚清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和国家财政困难只是相对的,慈禧一班人的腐败无耻则是绝对的。

  

   1890年10月,御史吴兆泰奏请省办颐和园工程,慈禧则借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斥责吴兆泰“冒昧已极”,“著交部严以议处”[①②],工程照旧兴办。1894年,举国上下忙于为慈禧筹办60寿庆,狡诈的日本侵略者就特意选定这一年挑起战衅。每当战讯频传,前线告急,愚不可及的慈禧置社稷安危与社会公愤于不顾,总是心安理得地坐待臣民们为之朝贺献礼。是年8月至9月,内阁学士文廷式、李文田、户部尚书翁同和等接连上奏,一致要求“停办景点”,支持前线抗战。慈禧佯示“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chōu@②,灯盏陈设等均收好,俟来年补祝,并发内币银三百万两,制银万串交直隶使用”,而3天之后,她又急忙召见庆亲王奕kuāng@③,“所言皆系庆典如何举办”。10月19日,慈禧通过奏事处忽传懿旨:“所有应进皇太后六十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均著于本月二十五日(即公历23日——引者)呈进,蒙古王公二十六日呈进”。[①③]

  

   蒙古王公贡物之日,正是日本陆军第一军强行跨越鸭绿江、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部溃逃和九连城、安东相继失陷之时。日本第二军则早在王大臣等奉旨贡礼的前一天就从辽东半岛东岸花园口登陆了。御史高燮曾、安维峻毅然上书,笔锋直指慈禧。慈禧那洋洋得意的信条却是:“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身不欢。”

  

   不管前线将士的伤亡如何严重,也不论臣民舆论如何愤激,慈禧都能沉住气,循着寿庆日程安排,照样享受这淫威所压国难所托的欢欣。11月7日,当她笑容可鞠地在万岁声中升殿受贺、赐宴百官和赏戏3天时,东北门户大连却已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次日,金州失守,总兵徐邦道败退,李鸿章电告北洋舰队基地旅顺仅存半月之粮。

  

   大权在握的慈禧为图个人快活,视国家安危如儿戏,可谓丧心病狂。日本天皇竭力推行军国主义,挑起战争,自然不可效法,也不足为训。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却是如此毁国利己,较之为扩充海军宁可节省宫廷开支的日本天皇,悬隔岂止参商间!在君臣一心志在必胜的侵略者面前,中国军队安得不败!倘若有人说中国军队不是败于日军,而是败于慈禧之手,此言当不为过。

  

   有的学者提出,日方原本对海战就缺乏把握,北洋舰队的舰只与吨位数同日本海军的舰只与吨位数大致相当,双方各有优势,兵力悬殊不大,败就败在李鸿章惧敌怯战,放弃制海权,只图以消极防御保存北洋势力,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俄、英政府调停。窃以为,战争爆发之前,一方对战争缺乏把握,并不等于说另一方就应该对战争有把握,因为战争本身既是残酷的,又是复杂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质既是两国军队之间的较量,又是两国早期现代化成就之间的较量,而且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关于战争动员、战争投入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较量。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发生以来的近代战争而言,重要的已经不是双方军队的数量,而是质量。以陆军论,日军的现代化程度颇高,无论是军制、装备、训练还是官兵素质,中国的湘军与淮军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于海军,日方固然还缺乏北洋舰队中定远、镇远一类巨型铁甲舰,但已准备了专门对付定远和镇远的3艘4000吨级新式战舰,号称“三景舰”。参加黄海之战的日舰多系新置不久,平均舰龄较北洋短,平均航速则比北洋快1海里,舰上装有各种口径的速射炮凡93门,北洋则厥如。

  

曾经潜心军事史与军事战略学多年的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①④]。近代以来,世界海军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许多经济腾飞的国家在海军装备上的更新与换代,航速与速射炮成为制约海战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中国海军近八年来未曾添一新船,所有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人之船炮,皆系簇新”。[①⑤]在现代化的海战中,制海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制海权本身与军舰的航速与速射炮又是不可分割的,如同鱼雷艇称雄海面时的制海权与鱼雷艇不能分割一样。有的外国专家强调日军的“胜利归功于速射炮”,[①⑥]史家也许不难把此言归入“唯武器论”之列,却不必断言近代时空中的制海权无需速射炮装备便可轻取,还能牢握。正如恩格斯在1877年左右批评杜林的“政治暴力论”时所指出的:如果缺乏经济力量所托起的现代军舰,“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最近的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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