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充分认识“政治”在转型社会中的重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 次 更新时间:2012-06-14 09: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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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入选中国第一届国家哲学社会成果文库的《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同行专家认为本书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起点,将对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全书由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政治发展经验研究两部分构成,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政治因素在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重要性。归纳起来,本书主要在经验层面论证了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意义上政治的作用、作为政治因素的“观念”的价值、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形态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建构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

    

  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意义上的政治

    

  我们耳熟能详的观念是 “经济决定论”,也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决定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从长程的人类文明史以及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历史看,我认为这一论断没有问题。技术即生产力的解放自然反映在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绩效提升上。但是,在更多的历史场景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让人很难理解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上是共和政体,经济上却是最落后的奴隶制。这里显然不能说奴隶制决定着共和政体。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从秦朝到晚清,一直是政治权力主宰着经济,因而难以使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迈进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决不是像马克思笔下的欧洲那样在封建制的母体中诞生,而是政治解放的产物,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因为专制权力“萌”而不发。

  另外,我们知道,文明史虽然是累进演化的产物,但历史的关键时刻对塑造常态的历史轨迹很重要。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形式即宪法意义上的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社会走向、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比如,新中国所确立的政治体制直接决定了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以产权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制事实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产生于特定经验,而不同的经验需要新的理论阐释。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科学来得很晚,这决定了不可避免的“拿来主义”。但是在“拿来”的时候,我们至少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与经验,当然这首先需要理解自己的历史。同时,常识也很重要。如果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同心圆,从核心、中间到外围,依次是政治圆、经济圆、文化圆。核心因素固然要与其他因素相协调,相适宜,但核心因素怎么老是一个被解释项呢?核心圆怎么可能总是被其他圆所带动?这不符合常识。

    

  作为政治因素的“观念”

    

  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是抽象的,政治由作为政治思想的观念、政治体制和具体的政策所构成。观念性的政治思想不同于文化,前者是意识形态或指导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的理论,后者是国民的政治心态和历史文化信息遗产。二者虽然相互影响,但其间的区别是显然的。

  明白了“观念”的政治性意义,就应该知道了它在制度变迁、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作用。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这就是观念的作用。本书在研究苏联―俄罗斯转型、中国―印度经济改革等人类历史上重要经验的基础上,论证了观念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中印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不同,即一个是代议制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在过去30年,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没有根本性改变,那么是什么根本性地改变了两国的面貌?是观念!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而市场原则同样改变了印度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制度”。

  我们强调观念的作用,绝不是唯意志论者,适时适地的观念才是好观念,否则,所谓的“好观念”也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形态的重要性

   

  过去常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今天仍不为过。“国家学”中的国家类型划分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其问题是,第一,它们难以解释同一个类型的国家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比如在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的表现为自由民主主义,有的表现为威权主义,而有的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同样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国家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政治过程和政策关怀。第二,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类型的国家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命运,比如在同样的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中,有的稳定繁荣,而有的则治理失效,后者如1990年代的俄罗斯。第三,决非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国家会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和类似的政府行为,比如被西方当作发展中国家自由民主主义典范的印度,从独立建国到1980年都一直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者维度,根据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即工具主义国家(国家是社会的工具)和自主性国家(国家超然于社会),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更加动态性、也更能反映现实的“国家形态”概念。工具主义国家的变体是国家依附于强势阶层的俘获型国家、国家依附于大众的民粹主义国家、官商勾结的勾结型国家;自主性国家的变体则有国家主导社会的统合主义国家、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以及国家掠夺社会或商业阶级的掠夺型国家。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的极端表现都可能导致失败国家,即国内失序、经济颓废和民生不保。

  历史和现实经验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形态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国家治理状况,国家形态与国家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俄罗斯叶利钦时期过度依赖财团而形成的俘获型国家导致的国家失败,普京时期自主性国家形态而使国家复兴。东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发展型国家还是掠夺型国家和俘获型国家。

    

  建构制度变迁理论

    

  在大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形成的制度决定常规历史的基本走向。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政治观念和作为制度结构的政治制度相互制约,政治观念甚至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样式,政治观念对中观性的制度安排(组织形式、产权形式、政府―企业关系、交易方式等)的影响更为直接,甚至直接改变制度安排;在历史的常规时期,制度结构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着制度绩效。因此,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其实就是其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的前提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建构。那么,现代国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什么力量组织和主导着现代国家建设?根据对实际上几个大国的大历史研究,本书提出以下几种模式:英国―美国的商业阶层主导型、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组织主导型、俄罗斯―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型。不同的模式应该产生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分别为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相对于前两个“主义”,政党中心主义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

  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有着丰富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和经验,但却表现出理论的贫困。当自己没有原创性理论的时候,渴望理论的人们似乎也只能接受别人的理论,而别人的理论大多数是基于特定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来的,结果必然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甚至于以观念扭曲现实而招致灾难性后果。而基于自己的历史所形成的理论不但要求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创造原创性理论的制度环境,否则我们就可能是别人的“思想囚徒”,结果又招致现实的困顿。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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