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中国理论亟需自主创新五大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2-06-13 09: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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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体或主导,逐步在创新中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不断现代化,而非“洋教条”式地与国际接轨或“土教条”式地搞复古主义

  自然科学技术需要自主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自主创新。我国文科学者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走出去”的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不仅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而且是中外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世情在急剧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大发展之中,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希望通过研究来倡导和实施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我国学者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必须尽快构建反映世界各种实践的本质关系、以及体现中国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社会科学新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文化学等,以科学地适应时代和世情的急剧变化。

  

  国情在快速演进

  

  当今中国,发展一马当先,改革日新月异,开放多姿多彩。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领域,国情、社情、民情和党情均有深刻的快速演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只有以丰富多彩的实情和实践为来源,进行由表及里的科学抽象,才能真正在理论层面上作出科学的阐明。对发展成就有说服力的解释,对发展问题有深度的剖析,对发展对策有前瞻性的建言,都需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及时跟上,深入探究,推进我国物质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马学在大量创新

  

  作为治党治国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作为学术研究层面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政界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性互动发展,使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逐渐复兴。无论是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世界激进哲学学会、巴黎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英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会、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等,还是美国出版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社会》和《每月评论》,英国出版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新左翼评论》、《资本与阶级》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国出版的《马克思园地》、《思想》,日本出版的《经济理论季刊》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海派经济学(季刊)》、《当代经济研究》和《管理学刊》等杂志,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网站、新日本出版社等,每年都发表了大量创新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亟需我们在加大中外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上透彻地掌握,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道路,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

  

  西学在演变发展

  

  西方现实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科综合化与细分化的双重互促,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演化。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派林立、方法众多、理论翻新、观点纷繁、名家辈出,不过,这些理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非常值得中国学者系统把握,有扬有弃地借鉴、批评和超越。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产权学派、供给经济学等)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但不等于它每一个观点都是错误的;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英国凯恩斯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可以成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但仍需要我们梳理和超越性发展。

  

  国学在发掘弘扬

  

  这里讲的“国学”,主要是指古近代的思想文化。以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和道学等诸多学说及其发展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需要在新时代继续发掘整理和借鉴运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思想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中国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经过了几千年的深沉,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因素造成的。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只有研究这些思想、理论和文化,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管子的“国规”思想、范蠡的经济循环论、以孙中山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康有为的世界大同学说等,均具有不可估量的思想价值。坚持“国学为根”,有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话语的现代社会科学体系。

  可见,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体或主导,逐步在创新中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不断现代化,而非“洋教条”式地与国际接轨或“土教条”式地搞复古主义。这也符合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学风和变革精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主要理论失误是“仿苏”,以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就应当与苏联理论和政策接轨,而改革后的主要理论失误是“仿美”,以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应当与美国理论和政策接轨,其思维方法均属教条主义和“单向度”僵化主义。

  美国和西方不断通过评选中国右翼人士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以及“中国十大经济学家”、“全球100位思想家”等,力图遏制中国知识界的理论自觉自信自强,消除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和创新,使中国知识界走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学术“被殖民化”的道路。其意图显然是要在中国培养一批理论和政治上主张“08宪章”的“第五纵队”和“颜色革命”力量,至少要造就越来越多亲西方思想和政治的“单面人”和“犬儒主义”者,最终促使中国步苏联后尘而解体、剧变和衰落。因此,我们只有通过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指引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创新,才能避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真正实现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进而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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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2012-04-21 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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