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扩容的民主论准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2-06-13 09: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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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代表的代议民主理论日益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导性甚至单一性模式,这不仅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向宪政的过渡,而且对于中国民主体系的创新与民主功能的发挥都可能构成妨碍。对代议民主论的简单化理解是对民主理论与历史的无知。本文从民主的理论与历史切入,结合当代西方新兴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以及中国转型时期的民主性需求,建构了一种与代议民主论同阶的“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提出了该理论的基本原则、核心范畴、理论优越性与适用范围。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转型政治的扩容提供民主论准备。

  【关键词】代议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新参与式民主;政治扩容

  【出处】本文的一个删节版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引用请以发表版本为准

  

  引言

  

  当代中国的政体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代议民主制。我们一直强调的“人大至上”实际上预设了人大制度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1]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特色与必经阶段。但是,如果将这一逻辑推至极致,就不仅可能妨碍了当代中国从法治向宪政的合理过渡[2],还可能遮蔽并抑制人大民主之外的民主形式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运用。尽管在政治正确的层面我们承认了人大民主之外的协商民主,以及作为补充成分的党内民主、行政民主、基层自治民主,但一种以人大制度为背景并基于对世界民主历史的简单化理解而形成的“代议民主思维”却日益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惯性思维,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实践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危害,比如以直接民主原则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却在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不当的制度试验目的之下逐渐被引导向一种“代议民主”。实际上,代议民主思维的普遍化是对民主历史、民主理论和民主趋势的一种误解,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政治参与需求存在相当的理论和制度张力。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参与式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围绕这一新的民主理念而在人大立法、公共行政、基层自治甚至企业治理等领域展开的实践可谓方兴未艾,经验迭出(比如浙江的协商民主试验)。在中国法政理论界,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通过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代议民主”提出了系统化的批评[3],行政法学家王锡锌教授初步建构了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理论体系与制度框架[4],协商民主理论家何包钢教授提出了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实验”转向[5]。在国外理论界,20世纪后半期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以及各国制度改革上的回应已经初步打破了“代议民主一统天下”的神话,重新肯认了民主的参与本性,确定了民主和参与之间的理论正当性和制度正当性。

  但是,迄今为止代议民主论之外的民主形式的理论发展却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研究者大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提出民主性问题并给出限于本专业的理论答案,尚未形成与代议民主同阶的民主理论,而且不同的参与民主论者对参与民主理论和直接民主的关系态度暧昧。这些理论发展的不足呼唤理论上的整体性建构。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处于转型的高风险阶段,具有精英主义导向的人大代议民主很难满足这一时期的政治建构和权利保护的巨大需求,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扩容,即在人大制度之外发展丰富多样但又具有基本一致的理论原则和制度机理的民主制度形式。本文即拟从民主的理论史考察切入,结合西方当代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经验以及中国现实的民主性需求,提出“新参与式民主理论”作为与人大代议民主同阶的民主理论。“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功能都是面向中国当代政治问题与政治实践的,即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扩容提供民主论的准备。

  

  一、民主的传统两翼:共和主义VS自由主义

  

  “民主”无疑已经成为现代人类公共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公共生活的空气。特别是在20世纪,民主本身获得了极大的普及与发展,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民主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6]。经过历史无情的漂洗以及意识形态的各种复杂的组合与分裂,人类历史上许多其他的关于公共生活的价值不是销声匿迹了,就是被大大削弱了,但民主却一直保持强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7]笔者以为,民主的胜利(至少在精神上)最根本的是承认个体的自由平等人格,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体的公共参与形成社会与国家,这样一种建构原理及路径符合人的自尊天性。但是,民主理论内部并非一致,存在着不同的理论类型并支持不同的实践。人类史上的辉煌与灾难,就近代而言,甚至可以归于对不同民主理论的接受与信仰。

  在人类思想史上,提供完整的民主理论与制度方案的是西方。民主理论可以远溯至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城邦政治以雅典为典型,城邦的重大事项由全体公民在“广场”上公开审议和表决。这是直接民主的古典形式,以参与和直接决策为基本特征。但是,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小国寡民”以及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城邦规模的“小国寡民”政治使得全体公民大会不会遭遇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所谓时空限制,奴隶制使得不仅公民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公民可以脱离一般的生活事务而专注于学问和政治。因此,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艺术与政治分享着共同的社会基础,甚至,在现代日益世俗化的政治也被古希腊哲人奉为一种“艺术”。无论我们如何感觉古希腊的遥远,对其是如同卢梭般的热情赞美还是其他大多数的现代代议民主论者那样横加批评,它的民主模式都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8]!

  民主的古典形式是直接民主制,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大众参与和直接决策。但是,这种人类民主“童年期”浪漫化的实践并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经过罗马和中世纪的漫长过渡,西方整个经历了一个专制的时代,一个教权与王权攻守易形的时代。在中世纪后期,随着神圣权力因为教会腐败而衰落,以及世俗权力与人的理性的共同增长,西方社会的公共生活面临一个新的核心问题:如何建构一个完善的民族国家。博丹、霍布斯及卢梭均为这一时代任务所困扰并将各自的理论重点聚焦于这一任务,他们共同完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主权论证。[9]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给后世思考或批评一切政治现象与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与价值尺度。民主理论即与人民主权理论密切相关。卢梭的民主理论具有明显的古典色彩,在原理上仍然坚持直接民主,坚持每个人应该独立地对“公意”作出内心判断并以投票的方式表现出来。卢梭还赋予直接参与式的民主以非常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参与本身可以使民主制度获得一种“自我维持的能力”,可以起到教育功能、民主训练功能、正当化功能和共同体整合功能。[10]古希腊的民主与卢梭人民主权论基础上的直接民主,都属于一种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这种民主理论主张权力的公共性质和公共行使,即对于公共事务应由公民直接参与进行决策,以体现人民的直接统治。

  但民主理论并非共和主义一翼。笔者以为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对民主提出了逻辑上最完整的论证,但它的命运却吊诡得很,它同时具有浪漫的古代和尴尬的现代。在近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主权”概念基本完成理念与制度建构之后,共和主义民主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即所谓的民主的规模难题。城邦时代及其民主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这种一去不复返并非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错了,或者说共和主义的民主不是对于民主的最好论证,而是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规模条件已经超越了共和主义的直接参与式民主的“物理”边界。就民族国家整体而言,我们已经既没有“雅典”,也没有“日内瓦”[11]了。这时,并非代议民主就一下子出场,在笔者看来,后来占据民主理论与实践主流的代议民主是与西方历史上的一种审议传统[12]相联系的。

  审议性政治同样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伯里克利认为,政治领袖不是将讨论视为“行动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将其视为“任何一种明智举动所必不可少的准备”。[13]在这里伯里克利已经将现代协商(审议)民主理论的基本逻辑凸现出来了,即通过讨论(协商/审议)过程为“明智举动”(更加理性的决策)做“准备”(协商环节为最后的决策环节服务)。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捍卫审议价值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审议就是公民公开讨论、相互证明其规则和法律的过程,通过普通公民之间的相互辩论、共同决策得出的结果,将比专家们专门独立决策得出结论的效果更佳。[14]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审议的支持是因为雅典当时有奴隶制的基础,公民只占较小的比例,他将审议更多地与贵族政治而非民主政治相联系,因为在贵族政治中,“审议者更有能力,审议本身也更精致和优雅”。[15]其实,亚里士多德这里的贵族式的审议政治思维在现代代议民主论那里比比皆是(以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为典型)。由于审议政治的贵族制“胎痕”,在近代与世俗化趋向的民主处于一种紧张对立之中。据有关学者介绍,当“审议”这一术语首次(最早是1489)用来指称政治讨论时,它指的是由政治领袖组成的小规模的、排他性群体内部的讨论。到18世纪,对审议的推崇是为了捍卫政治代表对大众舆论的抵制,如柏克声称“议会是一个审议大会”[16]——这是保守主义理论家柏克对英国议会的理解。英国议会在柏克时代已经是代议制民主的典型,但这里预伏了某种紧张:就不断扩大的普选权来说,议会具有民主基础,但就日常的审议与立法过程来说,议会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或者说主要不是民主的。卢梭对此批评到:“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他们运用自由的那种方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17]卢梭在这里讲了两个基本意思:一是代议民主并非真实的民主;二是公众只参与选举不参与日常决策和判断是不自由的原因和表现。卢梭的这种批评实际上为后来协商(审议)民主超越代议民主提供了可欲的理论空间。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20世纪以前,审议政治都基本上是一种贵族政治,而民主与审议之间的直接联系及其理论化则是西方代议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充分发展之后暴露出严重问题时才出现的。

  就卢梭以后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走向来看,代议民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代议民主本身是为了解决市镇规模以上的民族国家如何产生合法机构并进行决策的问题。密尔是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是专门论述代议民主原理的学术作品。在该书中,密尔在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在该章结尾处,密尔得出结论认为:“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的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这种参加的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18]密尔在这里讨论的是市镇规模以上的政府类型,认为代议制是最优的,他所提供的代议民主理论是针对国家民主而言的。同时,我们看到密尔坚持了人民主权原则,认为政府在原理上应是所有人都参加的,每个人都有资格从一个总体主权中分享一份。只是在代议制政府里,人民只能通过选举和担任公职来分享主权。但是,密尔并没有彻底放弃直接民主原则及其适用的可能性,他认为政治需要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民主中用“代议制”替代直接民主,在微观民主中则可以保留直接民主。密尔进而与卢梭一样强调大众参与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认为人民只有在微观上得到丰富有效的参与,才能学会如何管理自己并适应宏观政治的基本要求。[19]这是一种“分层民主”的思维方法,它实际上着意于沟通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内部紧张,化解不同民主理论之间被夸大的对立和相互指责。不管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还是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家,都难以在理论上否认密尔理论的合理性。

  密尔之后的民主理论,在基本谱系上便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胡伟总结认为:“其一是共和主义取向的,直接民主、参与民主理论均属此类,主张对于公共事务由公民直接介入进行决策,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其二是自由主义取向的,或称代议制民主理论,倡导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并坚持‘法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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