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0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1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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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1981;陈平,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着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从眼前利益出发保护夕阳产业,从而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2004,2010e;Chen,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华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 2010d,2010e,2011; 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

  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着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占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1990; Stiglitz, 2004;陈平,2005,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30年和前苏联7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列宁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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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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