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丰: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1 次 更新时间:2012-06-09 19: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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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丰  

  

  摘要:1800—1870年间的法国,一方面是工业化启动及其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不断革命与动荡之中。古老的封建残余十分顽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新的激情不断催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一心一意谋求“秩序”的统治集团一次次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人们大都持毫不妥协的见解,稳重深刻的意见常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直到1870年代才发生重要变化。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还很少有人能看清国家将走往何方,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与这场革命相关的社会动荡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这近百年的动荡中有一系列里程碑事件:大革命爆发,雅各宾派专政,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与崩溃,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与次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期间还有几乎贯穿始终的工业革命。正如不久前有学者指出的,甚至在同时代人看来,这个世纪的法国就“好像是在处处潜伏着冲突的状态中穿行”。

  20世纪末由一批法国知名学者推出的“重头著作”《法国文化史》指出,在这近百年中,除了革命和动乱,就是几乎无时不在的激情和焦虑。这里讲的激情,指的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追求,以及由工业革命所点燃的新理想和一夜暴富的梦想。我们发现,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处都在揭露社会的虚荣,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或是托克维尔的作品里,在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在年轻基内的《我的思想史》中都得到体现。这是‘一种急于想过上好生活的焦躁不安的期待,一种对未来抱有早熟的野心,一种对复兴思想的痴迷和继帝国时期思想荒芜之后心灵极度的焦渴’。这里的无聊,并不来自于怀旧,而来自于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未来所抱的一种热切的期望。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野心似乎都是合法的。”这里讲的焦虑,指的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带给人们的各种理想,以及工业革命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各种希望,总是难以实现,使人们经受着情感上的煎熬,充满挫折感和失败感。

  当然,各种情感能够得到比较随意的宣泄,也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有关。索维尼说,1815年后法国人的智力发展在速度和规模上发生了飞跃,这是由于表达的自由、和平的环境以及与外国人的接触;在经过25年的动荡和压制后,知识分子的热情开始爆发出来,感染了整个民族,巴尔扎克在1830年说的一句话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在法国,所有的人都想成为大作家,就像不久前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上校。”可以说从复辟王朝开始,法国就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忿懑、不满、贪欲和无序”的时代。1850年时巴斯夏还这样描述祖国的种种乱象:“一贯性的反对、议会斗争、街头起义、革命、意想不到的变故、小集团、幻想、人人可以提出的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要求、怂恿人民一切依赖政府这种荒谬而危险的主张、姑息退让的外交、长期存在的战争威胁、用武力维持的岌岌可危的和平、无法公平分担的沉重的赋税、政策对一切事务的人为干预、资本和劳动人为的错误配置、引发无谓的摩擦、波动、危机和损失的根源等等。”这些乱象的背后,是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所造成的众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面对这种种乱象,许多人开出了医治社会疾病的五花八门的药方,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药方是最好的,但当时的人很难分辨出哪一种药方将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贡斯当在1825年所说的:“一种事物的新秩序正宣告自己的到来”,但在旧制度的“崩溃中产生的碎片阻碍着人们认清应该建造什么样的大厦。”我们通常认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社会主要有三种思潮:保皇派(royalistes);资产阶级自由派;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可加上民族主义。一般认为,主流思潮显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当时,自由主义的观念不一定被大多数人看好,其他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各种思潮则一度占有很大市场;自由主义本身又是彼此互相争斗,有时甚至难以看出它们的共性。而且,各种“主义”其实经常重叠,如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可能持有自由主义见解,反之亦然。通常被认为自由主义者的孔德在某些方面与空想社会主义很接近,因为他的一些思想来自圣西门。甚至像夏多布里昂这样的极端保皇派,某种意义上也怀有自由主义思想,如极力主张新闻自由,这使得他与德·迈斯特等人格格不入。至于民族主义,其政治态度同样很复杂。

  社会断裂与社会分裂使这百年间的法国社会充斥着多重矛盾,互相纠结,难以理出头绪。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残余的斗争,无产阶级既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余又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此外,无论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或农民,或先或后都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信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首先是不同的保皇派别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即波旁派(bourbonistes)、波拿巴派(bonapartistes)及稍后的奥尔良派(orléanistes)。这三个派别与革命的关系不一样,一般而言波拿巴派并不反对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通过革命才取得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很难与波旁派展开真正有效的合作。其次,资产阶级也分为若干派别,马克思对1830年革命后上台的统治集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即金融资产阶级。他认为,当时银行家拉菲特说的“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这句话,“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这个阶层与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度非常尖锐,终于导致了1848年革命。工人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在1848年革命前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圣西门、傅立叶或路易·勃朗、卡贝等人。无产阶级和农民均遭受严重剥削,但当时这两个深受压迫和剥削之苦的阶级不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大革命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不仅未明显表现出联合的倾向,而且客观上还似乎互相拆台。

  

  一、“传统”和“保皇派”的复杂含义

  

  上述种种盘根错节的矛盾,反映了法国当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以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和“保皇派”等概念蕴涵着多种含义,只有认清“传统”和“保皇派”的复杂性,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在19世纪的法国,“传统”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有所变化。有一种公认的传统是封建传统,但到底什么是封建传统,答案并不清楚,因为极端保皇派(ultra-royalistes)、保皇派中的正统派(légitimistes)或波旁派所坚守的,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封建传统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我们常常忽略但实际却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传统。对19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已经成为传统,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我们可称之为新传统。新老传统都包含多种多样的思潮,而工业化进程又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潮。这样,在19世纪,法国大体上存在三种文化力量的冲突与合作:老传统;新传统;新的现实需要,即随工业化而来的新思潮,包括劳资冲突及其在思想上的种种反映。新传统与老传统间的断裂远未弥合,新的现实需要在继承部分传统的同时,又对各种传统提出挑战,或者说,工业革命又造成了新的断裂和分裂。无论保皇派、大小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他们与旧传统、新传统都发生联系,但各自与这些传统的联系大异其趣。

  至于“保皇派”,其含义更为复杂。首先,是主张立宪的还是主张旧制度的才算保皇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上台的路易十八就不是保皇派,因为他建立的复辟王朝是有议会的,议会是按他即位前公布的《宪章》建立的。他本人还未到巴黎,就先在巴黎贴出告示,宣布现存的代议制政府将保留下来,分成元老院和由各省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他还宣布公众自由、私人自由和信仰自由将得到保障,新闻自由将得到尊重(但除了那些维持公共安宁所必需的措施)。后来证明,这个复辟政权延续了拿破仑的土地政策,它给予人民的“自由”在某些方面比拿破仑所给予的还要多,其议会的权力也较拿破仑时期更大。复辟王朝最有名的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像自由主义者贡斯当、经济学家萨伊、历史家和政治家基佐等都是新教徒,说明经过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宗教迫害在法国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早在1815年,被认为属于最激进民主运动左翼的里戈梅·巴赞(RigomerBazin)就出人意料地把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解释为建立某种基于代议制的宪政政体的一个机会。两年后他又曾设想一种“王朝共和国”或“代议君主制”(Monarchiereprésentative)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说主张保留国王的路易十八及其支持者是保皇派,那么启蒙运动中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或法国大革命中最初掌握政权的斐扬党人也是保皇派,因为他们都赞成保留国王。从形式上看,上述各种政治势力都既主张保留一个权力很大的国王,又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很大的议会,为什么他们之中有的被称为保皇派,有的被称为君主立宪派?

  19世纪初的自由派一般而言并不是共和派,他们赞成的是宪政,并不主张废除国王。因此,有必要区分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在对待国王上的区别。

  1821年基佐曾在一本著作的“前言”中这样问道:“试图保持合法皇权的同时,建立一种宪法秩序;这一目的,是通过旧制度的一些准则、实践和神佑来实现?还是通过新法兰西的各种准则与联盟来实现?”也就是说,关于立宪政府,保皇派与自由派有不同的理解,而复辟王朝的态度则模棱两可。就路易十八而言,他骨子里也许是一个极端保皇派,但为了维持稳定,表面上又不得不装成一个立宪派。这种情况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如基佐所说:“法兰西对自己没有信心,政府也没有力量。”

  其次,保皇派所支持的“国王”或“皇帝”也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有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国王”,有的支持第一帝国的“皇帝”,有的支持七月王朝即奥尔良王朝的国王,这些人分别构成了保皇派的三个派别。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差别一样大,因为波旁王朝代表旧制度,而拿破仑某种程度上代表大革命。

  最后,保皇派的支持者也很复杂。我们习惯上总是认为支持保皇派的是三个王族或跟随这三个王族的贵族及大资产阶级,但常常忽略了19世纪支持法国保皇派的两种基本力量:农民和资产阶级。农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保皇派,直到第二帝国的建立都是如此,这是他们与工人不同的地方。但农民的思想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或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的?路易十八的宪章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承认农民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关于这个时期农民的政治作用,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他还进而指出:农民反对其他各个阶级,这“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马克思同时从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来看待农民的政治态度。农民想保住大革命带给他们的成果,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希望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他们的愿望几乎左右着法国政局的发展。关于这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恩格斯在论及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原因时说道:“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

  

  二、共同的关注与难分轩轾的主张

  

  上述种种复杂性,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无序,但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追求又具有某种共性,甚至不同立场的人有时会赞同某些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构成了各种思潮重组或整合的基础。

  首先,大多数人都在怀念过去,批判现实。“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突然迷恋于回忆和地方的空间”,以至于1849年巴黎作家阿里斯蒂德·吉贝尔(AristideGuilbert)宣称:“通史被分解成了地方史”。人们对居住地或出生地有一种特别的隶属感和亲切感。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格莱(AndréLeGlay)等人还“赞扬对传统的崇拜和对地方记忆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构成子女孝顺父母的一种义务、对扎根于过去的土地的一种爱”。几乎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在怀旧,既出于美化的想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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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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