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尧:“牛吃牛”——对集体经济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6 次 更新时间:2005-01-15 1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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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尧  

  

  牛是草食性动物,本不会吃肉的,更不会同类自相残杀,因为人的想法有问题、办法不妥当,牛在无奈之下,也只好张嘴对准了同类。  

  

  “牛吃牛”,这一话题在平常人看来滑稽可笑而又不可思议,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鲁北刘家村,就切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发展集体经济,鼓励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借助包村部门的资金支持,村里兴建起了容纳300头肉牛的养殖场。当地农家的牛栏,本来是与人的厕所一处,或者另搭草棚;养牛一为役使,二为攒粪,饲料多为豆棵、麦秸、玉米秆,另外拌上少许麸皮、豆饼。而新建的肉牛养殖场不同。牛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肉用良种牛,据说养成后可以直接出口的,其“待遇”当然不能混同当地“土著”。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新兴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作为各级扶持的一个“标”,饲养的高标准和外观的气派都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饲料从外地购进,兽医从大城市聘请,牛舍用钢筋水泥建造,配套的办公室等设施一应具全。兴建初期,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红旗单位”,这个村一度远近闻名,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只是好景不长,仅一年的工夫,这座养牛场就再也见不到一头牛了。牛到哪里去了?当地人都说被牛“吃”了。

  

  牛何以“吃”牛?原来这座养牛场兴建时一切由村集体大包大揽,投入靠集体向包村部门和信用社协调,集体承诺统一建牛舍、买种牛、购饲料、搞防疫、联系外贸出口,村民只需按要求饲养就行。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除了不计成本建了一座漂亮的牛舍外,村集体其他的承诺一概兑现不了或兑现不好。

  

  祖祖辈辈按照自己的方式养牛的村民们,原本就怀着好奇和凑热闹的心情参与这件事,赚了自己发笔意外之财,赔了与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大批牛进圈后,原来承诺的统一疫病防治服务因与兽医站没有协调好迟迟没有兑现;负责整个饲养场管理工作的村干部,使用大集体生产队的方式指挥群众,群众事事都依赖村干部,干群之间都觉得无所适从。后来资金又出现短缺,村集体没钱往里垫支,而群众也不愿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

  

  牛不能总饿着,村干部情急之下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卖几头牛先换些饲料应急。此后一缺饲料,他们就打牛的主意,没用一年的工夫,300头牛就被牛自己“吃”掉了。  

  

  发展肉牛饲养没错,错就错在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上。

  

  这则牛吃牛的笑话已经过去多年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又把它再翻出来?一,对这件荒唐事的教训我们一直没有好好的总结;二,近年来类似的荒唐事在各地还时有发生;三,透过表象看实质,“发展集体经济”,无论指导思想还是工作措施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把握不好,贻害无穷;四,更为重要的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失败,为我们检讨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一直实行的“双层经营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可以让我们在发展集体经济上避免重蹈覆辙,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农村经营机制上探索更为科学的途径。

  

  第一节  这就是集体经济?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些旧的观念和意识立即就能退出历史舞台。怀旧,是一份凄婉而美好的情感,而那些旧的观念和意识往往通过人们的怀旧心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时机到来时,它还会借尸还魂。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存在,人们在享受新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自由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些前所未有的尴尬,因此而回过头去从大集体时代寻找精神慰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激发出来的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没有能够掩盖分散的小农经济先天就有的种种弊端。

  

  就群众而言,种什么、怎么种自己有了自主权,但是缺工具、少劳力是个普遍的现实。在鲁北,一方面生产队时建起的大型水利设施荒废,大型耕作、灌溉机械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家家户户都需要购置耕牛、地排车和小型抽水机。家家各顾各、一个门户一个天,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商品农业和市场农业,分散和小规模的生产与外部大市场难以衔接,更令他们觉得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免追忆大集体的种种美好,追忆大集体的集体力量,追忆从大集体锅里捞饭的清闲。

  

  就村干部而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一下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原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似乎可有可无,既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可以掌握,又没有原来那么多“务”需要去“服”,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一方面留恋夕日的“风光”,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也的确有利用集体的力量去给群众做点什么的愿望。

  

  就上级领导干部而言,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就是“群众首创”、自己被动接受的一个现实,眼见着“先分队、后分田、一夜回到解放前”,几十年积累的集体家业连同人们的集体观念、集体意识分崩离析,他们不免会在无奈中叹惋。即使他们后来迅速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对“集体力量”的一贯崇尚,和对“集体意识”、“集体观念”两个概念根深蒂固的喜好,总促使他们要寻找时机发挥一下集体的作用,解决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成本高、效率低下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还是在自上而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后来。

  

  这些,正是“牛吃牛”现象发生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想法尽管不是农村社会思想的主流,但它一直占有一定的市场,且影响深远。过去曾经有句话叫“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分散、地片零散,的确制约了机械的大规模农田作业,最初,曾经出现生产队的大型东方红拖拉机、五零座式抽水机赋闲,尘封多年的老式曲步犁、波兰犁、双腿耧、单腿耧、辘轳重新披挂上阵、遍布田野的景象。后来经济好转,群众开始一窝蜂的购买小型抽水机、12马力拖拉机等各种小型机械,即使这些机械一年只用几十天,家家户户也都争着要搞“小而全”,重复购买造成浪费、且效率低下。在这种背景下,山东各地刮起一股所谓“农机大院建设风”。  

  

  有鉴于农业发展中遇到的上述情况,省市领导提出一个设想: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机服务大队、建设农机大院、购置各类大型农机具,从耕、播、收、脱、排、灌、运输各个环节为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乍一看,这的确是一条在农业生产中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发展和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且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措施。在上级的大力推动下,鲁北地区村级农机服务大院建设于1990年左右轰轰烈烈地推行开来。据本人对某县所作的调查,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全县先后成立农机服务队50支,总人数达400多人,建起农机服务大院50座,购置各种机械250多台,总投资达500余万元。每当上级组织各类参观学习,人们都会看到沟头地边彩旗招展,随着一声令下十数台机车一起出动,马达轰鸣响彻云霄,原来靠家家户户锄镰锨镢小四轮几天干不完的农活,半天工夫拾掇停当。这种场面、这种效率,不会再让人去怀疑农机大院建设的重要和必要。

  

  然而,美好的梦想,总是难以抵御严酷现实的冲击。农机服务大院建设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在各村普遍缺乏集体积累、几乎全部靠拉帐和贷款“跑步”建起的农机大院,其体制是人民公社的模式,产权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由村干部按照生产队时管理集体生产的方式去运作;机制是大集体大锅饭,只着眼解决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起码的投入产出成本核算运营策略都无从谈起,匆匆忙忙垒灶起家,焉能指望它会有什么出路。

  

  据调查,该县及相邻区县的所有农机大院,生命力最长的没有能够坚持到两年,最短的也就刚出“满月”,省市组织的参观、学习、叫好、经验推广活动尚未结束,队伍便已开始散伙,车辆变卖,漂亮的房舍象一块块伤疤空闲在那里,只留下数百万的债务和无穷的后患给一时头脑发热的村集体。无独有偶,以解决群众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名义,多少年来,我们的各级干部陶醉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迷梦中,热衷于畅谈增强“统的功能”,并致力于用集体的力量去搞“几个统一”:统一耕地、统一施肥、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销售,仿佛只有做到了这几个统一,才能算是给群众办了实事、才能让自己有事可做。就这一点而言,应该说干部的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种粮棉肯定不如种瓜菜、蘑菇来钱,但群众种惯了粮棉害怕去承担栽种其他作物的风险,并且缺乏调整产业结构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于是我们的干部就开始一厢情愿的搞起了“官逼民富”,压指标、压任务,硬去向群众承诺“几个统一”。事实上,集体缺乏物质基础和必要的服务条件,任何“统一”都是难以兑现的空想,如果硬要去统一,必将揽下、也根本无法承担本来应该属于经营主体所应肩负的风险。于是前几年一些镇政府大院经常成为瓜菜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干部充当购销员、过磅员,群众赔了干部要承担责任,群众赚了干部也往往费力不讨好。到头来弄得干部群众都有怨气,“几个统一”没弄几年最后也无疾而终。

  

  1996年前后,京津市场春秋冬三季青椒货缺价扬,鲁北靠近京津,气候土壤适合种小拱棚青椒,部分县镇便确定了大力发展反季节青椒产业的想法。他们向各村下达任务指标,从省城请来专家,从资金、技术、物资等多个方面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打通运销和市场环节,他们在镇政府大院设立站点,服务外地来的客商,帮他们收集货源,到京津的大型农贸批发市场设立办事处,想得不可谓不全面,服务不可谓不周到,一定时期内,也的确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在最好的一个年份,京津市场上的过半数青椒产自鲁北。生产规模上去了,市场价格却开始步步滑落,直至后来出现市场饱和,青椒越来越难卖。群众的逻辑是:青椒是政府让种的,卖不出去自然应该找政府。一段时期,政府门前曾经椒农排成队、青椒堆成山。漏屋偏遭连阴雨,这年冬天先是大雾笼罩半月不散,青椒落叶枯黄不能正常生长,继之寒流狂袭气温奇低,大片椒苗干脆冻死。前有市场风险、后有天气作怪,椒农经不住折腾,从此鲁北小拱棚青椒几近绝迹。

  

  与农业相比,兴办村办企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为惨重。都知道缺钱难办事,集体缺乏积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村干部手中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力;要提高群众福利、搞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哪一头离开钱也“玩不转”。集体积累从何处来?村里土地有限度,一般情况下群众往往视土地为命根,且土地收益低下,打土地的主意没有多少文章可作。兴办村办企业是上级一直倡导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一条好路子。应该承认,在鲁北有一大批村办企业白手起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不断发展壮大、为发展集体经济树立了好的典型。但是也有更多的村办企业自生自灭,只给村集体留下很坏的影响和沉重的包袱。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有超前意识的村充分利用国家信贷政策宽松的有利条件,大胆举债经营,短时期内迅速崛起。

  

  比如鲁北沿黄一个盐碱滩上的穷村,领导人有胆有识、敢做敢为,他力排众议,顶住各方压力,争取银行贷款数千万元,先后建起了包括石油化工、油棉、酿酒、畜禽养殖、电力器材在内的十余家企业,市县领导对这个典型也极为重视,千方百计予以扶持。然而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规模的剧烈膨胀而建立和完善,尽管村庄已经变成了工厂和车间,但产权不清、责任不明、仍然是变相的大集体、大锅饭,领导班子叠床架屋,每个环节都想捞好处、吃回扣;村民变成了工人,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都在变着法的磨洋工。正所谓好景不常,红火了没有几年,该村绝大多数企业便开始走向衰亡,当年铺下的摊子而今大都衰草遍地,无处寻觅夕日的风光,只有银行的一大笔呆帐、坏帐、死帐在记录着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

  

  站在2005年的天空下回顾这些经济强村的盛衰,应该说这些村的创业精神令人敬佩,村里的领导人的确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体制、机制、所有制的先天不足,改革的严重滞后,加上经营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的低下,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些村的前途。而跳出村子看问题,无论是国家产业政策还是各级的指导思想,当初在支持村办企业发展上都受了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的支配:培养和塑造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延续集体经济的血脉,靠集体经济的发展去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去支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济强村的失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的失败。

  

  第二节  集体经济收获了什么?

  

  发展集体经济,最起码从成效上看,是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走过的一段弯路。政府、村级和农民都为这段弯路付出了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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