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

——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12-06-08 19: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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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  

  

  摘要: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

  关键词: 马忠文 清帝退位 洪宪帝 许宝蘅 袁世凯

  

  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今人了解历史的细微之处。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1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2在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参考。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引见时提交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著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3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其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 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 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4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5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从许氏日记看,这一时期张氏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彥(崧生)、张望杞(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畬(凌霨)、许同莘(溯伊)、杨仪曾(熊祥)等人,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6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透露出袁世凯对他也有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军机章京最后复试时,张之洞并未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受到张的欣赏,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7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8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9 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戊戌康案和庚子唐才常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二 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 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即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月十二日(1月3日) 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 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10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做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忧离职。宣统三年,在官制改革中,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这年六月许氏服满,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本职。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与三年前相比,政局大变,令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即那桐)、徐相(即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的发生,朝局动荡不已。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氏为总理大臣。这时,袁世凯看到已暂时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其他文献鲜有记载。对此,许氏所记非常珍贵: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 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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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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