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从3D版《泰坦尼克号》想到的多维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12-06-07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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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2012年4月12日,是泰坦尼克首航100周年的日子,我特意去电影院看了3D版的《泰坦尼克号》。显然,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凭借最新的3D技术,在世界各地再次点燃了人们对这部电影的热情。尽管相当多的情节完全可以在裸眼状态下顺利观看,但多维世界的感官享受依然引人惊叹。

3D是英文“Three Dimensions”的简称,相对于只有长和宽的平面(2D)而言,是指包含长、宽、高三个维度的立体坐标。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本来就生活在四维的立体空间中(加一个时间维),我们的眼睛和身体感知到的这个世界都是三维立体的,这是一个具有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时空动态的系统;我们对这世界的任何发现和创造的原始冲动都与三维有关。从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这个说法颇具哲学意义。

30年前,看到过英国人拍摄的黑白故事片《冰海沉船》,这部电影让我最早知道了“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故事。当年,有些电影评论家们总是在文章的结尾时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这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影片。影片中那些英国绅士们的举止,暴露出富人们内心的阴暗和伪善;影片里先让头等舱的妇女儿童上救生艇的情节,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差异;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恰恰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这艘巨轮未来的末日。在那个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年代里,这种解释,当时并不觉得十分牵强。因为,我们长期流行的经典文艺思想无非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只会歌颂资产阶级;如果你想当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应当歌颂资产阶级而只应该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15年前,詹姆斯•卡梅隆用数亿美元打造彩色巨片《泰坦尼克号》时,全球性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在好莱坞,高智商的电影制作大师们意识到,“爱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欲罢不能的主题。他们用逼真的影像色彩和高超的电脑特技,从灾难中提炼出杰克与露丝的“旷世奇恋”,这几乎是个“灰姑娘的故事”的当代翻版,只不过男女主人公的位置恰恰相反而已。人们宁愿用几乎大半船人的性命,从这对苦命鸳鸯的凄美故事中从寻找一丝虚幻的慰藉。故事的煽情性几乎达到了极致,以至于在遥远的中国,那些平时正襟危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都带头走进电影院来观看这部电影;一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回响着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的动人歌声。

15年后的今天,再看3D版的《泰坦尼克号》,并不仅仅是因为怀旧。坐在电影院里,这段能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已经让观众失去了其中绝大部分悬念。戴上3D眼镜后,更多的时间里,我试图透过那副稍微有些灰暗的3D镜片,去探视与这个爱情故事并不直接相关的多维世界。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这部电影其实应当是属于“准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电影编导们毫不吝啬地用大量镜头来渲染上层富人社会的浮华和虚荣。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贫穷本身赋予了超现实的浪漫色彩。最明显的是,影片中用蒙太奇的方式将两场不同的“派对”交替展示给人们:三等舱内的人们虽然穷却比那些压抑自己感情的高等舱乘客开心得多,这种近乎误导的方式足以让观众们强烈地体验到,真正意义的“快乐”,也只能在尽情狂欢的低等客舱中获得,而通过“不劳而获”(比如法律上的继承等)而得到的财产是腐败堕落的象征。由此,当人们看到三等舱乘客在沉船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愤怒会油然而生。在大半个世纪里,这种对“革命正义性”的叙述,我们中国人似乎并不陌生。

然而,在这部影片充满色彩和音响渲染的影片里,我们似乎还遗漏了一些更立体化的视角。当1912年4月15日凌晨,从爱尔兰科克市启程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北大西洋的途中缓慢沉没的三个小时中,我注意到了有两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群体:一个是船上的成年男人们,二是船上的雇员们。对这些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善性和责任,我们实在无法用个别领袖的文艺思想中所谓“阶级”或“人民”这样的政治词汇加以分类和辨别。

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些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一个箴言却浮出了水面并传遍了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有人说,这是英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当时,在泰坦尼克号上供职的雇员共有900人。事后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大大超过了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锅炉工亨明,本来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手,却把机会留给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信号员罗恩始终坚持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向外界报警,毫不考虑自已逃生;报务员菲利普和布赖德,在报务舱敲击键盘,发送电讯,直到大水涌进舱门;最感人的,是乐队领班亨利及其手下乐手,大难临头,却换上燕尾服,登上甲板,一首接一首地演奏。

这一切,不禁令人突发奇想,100年前,职业伦理的概念是否由于泰坦尼克号的下沉而催生?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里,它仍然是块巨大的短板。

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在众人面前开枪后又自杀的轮船大副。真实的历史记录里,这位大副其实既没受贿,也没有打死人,但为了维持秩序,他向混乱的人群开了枪却是真的。在如此危急关头,大副的这个决定也是出于无奈,他为自己误伤乘客而痛悔。这是有良知的人在短短时间内经历的重大抉择和折磨,从中折射出人道主义至上的光芒。

在这个还不尽完美的世界上,财富、权势、声望、暴力和私欲,曾经并还在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钢铸铁打的巨轮也免不了沉没,但人类经由苦难而长期聚敛的文明结晶,则更显珍贵,永难泯灭。

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每周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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