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历史没有终结

——评张建伟《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6 次 更新时间:2012-06-05 2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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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 ——克罗齐

  

  

  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幸福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或许比较不幸福。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说:“最为顽固的古文明就是中华帝国。……由于渐进改革不可能,狂暴的革命便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其对死亡的解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和热点。这种炙手可热几乎可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相提并论。白云苍狗,百年一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这一段历史嬗变,引发了一场持续火热的文化论谈和出版热潮。《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就是其中一本不可忽略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这部去年出版的重磅作品直至今年才正式上市发行。虽然迟到了,但好在它不是新闻,而历史总是迟到的。

  

  一

  

  2000多年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从这一点来说,辛亥无疑是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100年前,1911年为大清宣统三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一个天朝的崩溃与一个国家的新生,历史在这里跨越了两个世界。

  

  “竟然花去了我十年时间”,作为记者出身的张建伟,在这部150万字的煌煌巨著中,以一种“历史报告文学”的纪实写作式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那段十字路口的中国历史。从《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到《老中国之死》,5部作品如同5个层层下滑的台阶,“残酷”地描绘“大清”这个东方天朝从坠落到覆灭的过程。

  

  鸦片战争证明了一件事,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中国传统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然而历史却总是重复的。鸦片战争发生了两次,直到第二次,历史才发生些变化。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洋务运动”粉墨登场,成为“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蓝本典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大清“崛起”了,甚至有了“同光中兴”之说。坐镇武昌的“香帅”张之洞写了一首“爱国歌”:“大清皇帝坐明堂,天下人民愿自强。海晏河清环宇泰,忠臣孝子姓名香”。然而,面对“蕞尔小国”的日本,一场海战让“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

  

  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要短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但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帝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公车上书”的抗议活动立刻轰动了死水一般的天朝。在“变法自强”的旗帜下,这个以文字狱出名的国度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启蒙,民间自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除旧革新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舶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钱穆)。借用张之洞的说法,仅仅改变“用”(器用)已经不行了,而必须改变“体”(体制);换言之,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张建伟这部《走向共和》的时代背景,“历史”从这里开始。

  

  慈禧说:“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然而,当权力与国家发生冲突时,戊戌从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很快变成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这是中国宫廷政治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家,改革者不是流血就是流亡,阴谋者继续紧握着权杖。“政治之改良”胎死腹中,“全面改革大业”寿终正寝。这就是张建伟为我们复原的戊戌年。

  

  二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欧洲封建时代的经济特点,但这句话却传神地概括了中国2000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核心。如果说桑巴特笔下的“宫廷”是指“宫廷社会”的话,那么张建伟笔下的“宫廷”就是“权力”与“阴谋”。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权力与阴谋是永远的主题。中国素有“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说,唯一的麻烦是“贤者”与“能者”由谁来认定。从《春秋左传》、《战国策》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权谋史。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强调了几分政治道德。“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从韩非子所著《权术》到刘向《权谋书》,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正的鼻祖其实在中国。权谋强调的是手段。从权谋来说,道德也罢,仁义也罢,都是一种手段而已,无所谓对错,只有是否有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所谓宫廷政治,常常只是权谋的副产品。从这一点上,张建伟是一种继续,而不是超越。因此《走向共和》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

  

  如果说中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具有相似性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制造了一种区隔:东方世界仍停留在求善的传统阶段,西方世界则已经踏上了求真的道路。这个世界无所谓好人还是坏人,只有真实和面对真实。如果说现代是契约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就是权谋文化。从黑暗中的权谋到阳光下的契约,国家消灭了帝国,法律囚禁了权力,文明驱散了野蛮。启蒙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人们无所适从,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在政治层面常常沦为罪恶的借口。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传统的权力话语下,神圣的“八旗子弟”们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即“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中国,未来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希望,而是一种危险。没有人知道正义的审判会在何时降临,但权力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向着末日奔去,就如同人走向死亡。没有人能摆脱死亡,所以权力的本能就是“活在当下”。从这一点上,权力是不承认未来的,它也不承认过去,所以权力永远没有历史。一个人只要爱上权力,他就必然失去历史感。“留取丹心照汗青”变成“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历史就在宫廷,那么这就是宫廷的秘密。在宫廷传统中,所谓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因为权力拒绝历史的存在。对权力来说,历史不足敬畏,甚至说历史只是一种禁忌,而且永远不在现场。这种反讽与吊诡证实了张建伟的价值,他将宫廷重新置入历史的语境中,然后使历史成为一场末日审判。

  

  

  三

  

  历史是一场轮回。距离鸦片战争过去了一个甲子,整整三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拒绝了世界,也拒绝了现代。当狂热的权力遇见反智的群氓时,一场人类灾难就在所难免了。中国竟然向全世界宣战。

  

  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所有的屠杀与罪恶都披上正义的战袍。所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疯狂的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被称为“屠户”的山西巡抚毓贤堪称典型的中国酷吏,他身先士卒,亲自杀了44名在华洋人,包括数名妇女和11名儿童。在这里,张建伟以档案般冷静的史家笔法,记录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惨一幕:

  

  他(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毓贤设计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7月10日,他命令把法国天主教堂的200多名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杀为首者二人,以盅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16人饮尽。毓贤于是下令:把这16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还是没有人服从。所有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士兵们选择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屈从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死,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在知识泛滥的年代,我们却常常陷于常识的短缺。从知识到常识,这是一个传播的技术。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真实的历史一直长眠在历史学者的故纸堆里,直到今天被张建伟将它转述给普罗大众。

  

  这场血色疯狂从克林德无辜被杀开始,然后到建立克林德碑结束。从某种意义上,八国联军不过是义和团的一个镜像。一个暴力换来另一个暴力,一种疯狂换来另一场疯狂。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报应。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一篇《克林德碑》。张建伟在书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片段: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从义和团之乱到八国联军之祸,民众被迫饮下权力酿造的苦酒。所谓权力,常常会在一个暴力世界里显得脆弱不堪。“戊戌变法……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上一场改革运动的“叛徒”成为下一场改革运动的“推手”,张建伟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历史中”的袁世凯。

  

  事实上,在故事跨越两个世纪、长达20年的《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是绝对的第一主角。张建伟甚至为此专门写作了一部《袁世凯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和中国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在张建伟的笔下如同狮身人面像,复杂多面。不可否认,袁世凯属于一个在权谋方面长袖善舞的政客,但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指出: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张建伟的《走向共和》以《老中国之死》收官——作为“终结者”袁世凯的“完了”——“在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独夫民贼的手上,竟有一切的开始和一切的终结?这是他的宿命,或许是中国的宿命?”

  

  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

  

  四

  

  张建伟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以文学家的亲和力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同时,他反对以道德的庸俗眼光来打量历史,不能让“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对历史的“去道德化”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功利化,这是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张建伟反复强调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识,否则便是多余的。”

  

  这种历史观仍然没有跳出以权谋政治为内容和目的传统历史的窠臼。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的真实意思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他以极其精彩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群“伟大的政治心理学家”,“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建伟在总序中对张鸣的观点深表赞同。张鸣认为,“孙中山是个功利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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