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珍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7 次 更新时间:2012-05-31 1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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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珍芳  

  

  〔摘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1962年以后纳入国家制度化轨道,“文革”时期达到高潮,到80年代终结。它的兴起与消亡都直接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城市化发展密切相关。它们既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也促使了这一运动的消亡。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工业化;经济体制;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254(2010)14—020—03

  

  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建国以来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有1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而且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的切身利益。这场运动的兴与亡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主要因素是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所有制结构及经济体制变革、城市化发展程度。

  

  一、工业化发展战略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与亡的根本原因

  

  建国后,新生的人民政府基于国内外一系列客观因素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新中国就正式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1953年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的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90%以上。

  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具有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规模大、资本密集度高和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因此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功能比较弱,远不如轻工业。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重工业为94人,轻工业为257人,其中属于手工业的工艺美术、服装、日用五金等行业则高达800人。又据资料显示,轻工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是重工业的3?2倍,此外每元投资能够提供的利税轻工业是重工业的4?8倍。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结构不利于建设资金的积累和扩大投资,也不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就使得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大幅度降低。据有关专家推算,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由于产业政策的失误,工业资本积累所吸纳的新增就业劳动力人数不到应吸纳劳动力人数的一半。此外,为了满足和保证重工业发展的所需资本,党和政府又被迫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政策,由此导致了第三产业的萎缩和萧条,这就进一步减少了城镇就业机会。据国家统计局对7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每万人所拥有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在1949年时为47?6个;1952年为67?2个;1957年为26?4个;1965年为9?5个。这些最终导致这样的局面,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增长很慢。

  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劳动力却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周恩来在1965年的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指出:“现在城市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有200万,小城镇不算,就说大中小城市,算1亿人口的话,每年人口增长率如果是2?5%,就是250万,即使计划生育把人口增长率压到2%,每年也有200万。”每年200万的城市劳动力大军需要安置,怎么办?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管着……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在此毛泽东提出四条基本途径:升学、进工厂、去农村、去边疆。大量的初高中、小学毕业生既然进不了工厂,那就只有去农村、去边疆了。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就在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下被迫兴起。“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重新部署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改变以往只重视重工业的做法,大力发展轻工业。早在1978年3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就指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这年10月,在政治局研究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时,他就上述问题的解决勾勒出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他认为,轻工业是个很大的行业,过去考虑不够,要真正解决问题。这样就打破了原来的工业发展结构,轻工业被提上了发展日程,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因此获得了空前发展,为城市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轻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一条经济规律。同时轻工业的发展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范围,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需求进一步扩大,从而为知识青年返城奠定了基础。

  

  二、所有制结构及经济体制变革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与亡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由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等几种经济成分构成,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转变。经过“三大改造”,个体、私营经济基本上被消灭了,从而形成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城镇,个体从业者从1953年近900万减少到16万,但我们还在不停地强调要“大”和“公”。经过“一五”计划,我国基本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劳动用工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统统由政府大包大揽,即所谓“统包统配”。在“一大二公”的单一体制下,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只限于国营和国家控制下的集体企业,扩大就业的机会很少,就业受到了很大限制,国家也因此背上了安排所有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沉重包袱。进入60年代后,国家又始终在不触动“一大二公”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就业问题,这实际上就只能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放在上山下乡这条唯一的途径上。随着“文革”的结束,经济体制开始得以调整。邓小平首先于1978年10月提出“广开门路”的思路,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197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就劳动就业问题发表的讲话。讲话指责了“统包统配”的弊端。他在总结自50年代对城市手工业、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来,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以至劳动就业的路子越走越窄,待业青年越积越多的历史教训后指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根本的办法还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他还说:对于手工劳动,我认为集体所有制有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薛暮桥的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一个禁忌。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结合”方针,这个方针实质上是三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政策。这次会议还明确了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政策,给予了城镇个体经济以合法地位。这一年城镇就新安置了就业人员900万人。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这年,全国安置800万人。整个1977—198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就业工作通过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举办劳动服务公司等,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共安置了2900万待业人员。由此可见,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既解决了城镇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大量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

  

  三、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原因

  

  城市化是指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主要的衡量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对全球城市化的回顾性研究,城市化的运行轨迹类似于“S”形状,即城市化初始阶段,进展比较缓慢,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大幅度上升,在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又进入平缓增长期。对这个运行曲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城市化的稳定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大致在20%,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交点在75%左右。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的城市化仅为10?6%,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的经验来看,这个阶段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以具有城市化发展典型性的美国为列,根据美国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79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1840年达到11%,1860年为20%。进入20世纪,美国加快了城市化发展,192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1%。再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从1893年到1949年的50多年,城市人口比重由6%上升到10?6%,而从1949年到1960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化却从10?6%上升为19?7%,增长了9个百分点。再以这两则材料作一比较,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城市化在初始阶段发展过快了。美国经济实力雄厚,20年时间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已经有能力接纳更多的人口,城市人口比重从11%到20%是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而我国在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仅用10年时间就从10?6%达到19?7%,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速度。1949—1957年,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长到9949万人,年增长率为7?05%,而1958—1960年城镇人口在“大跃进”中迅猛增长,年增长率高达9?53%。这个过快的城市化,使大量劳动力积聚在城市,从而加重经济负担和城市就业,致使大量人口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提出在三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196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在原来基础上再减少1056—1072万人。到1962年10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决定压缩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镇规模。这就直接导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

  “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调整了城市化发展战略,把发展城市和建设城市工作重新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城市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此后,邓小平又指出要大力发展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市来解决就业问题。这就推动了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发展使它的吸纳人口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下乡知青人数锐减,1978年下乡知青仅48?09万人,1979年进一步减少到24?77万人,到1980年国家明确指示停止知青下乡,1981年取消了下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安置办,宣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由此可见,畸形的城市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1?陈秋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2?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袁伦渠:《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4?引自王明美:《城市化:世界潮流与中国的差距》,《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6?勒润成:《中国城市化之路》,学林出版社,1999年。

  

  (本文作者四川美术学院讲师重庆4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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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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