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两位前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7 次 更新时间:2012-05-30 1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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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1980年代初、中期,笔者曾经多次见过李光灿先生。先生莅讲山城,学院领导陪同,阵势泱泱。大家读过他的文字,纸面上的名字与现场的真人叠合,一时间让许多刚入学的“新鲜血液”兴奋而又好奇。记得老人家小个子,微驼背,不多的头发向后梳理得齐齐整整。一口方言,讲什么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那一次,同去的还有李步云教授,好像布告介绍中说“青年讲师”云云。老干部,平时爱读书,晚年治学,舞文弄墨,有成果,李先生是佼佼者。这是第一次见李先生。

  稍后,我背着草席和脸盆,托运了几百本书,来到学院路的法大读书。越年,随伺宁汉林先生前往津门,参加南开大学法学所成立大会。李先生主持该所,请了许多老朋友,法学界的有陶希晋先生、张国华先生、于浩成先生,等等。记得住在天津宾馆,老人们见面说话,寒暄两句,不期然间话题就转到了“文革”,顿时嗓门高八度,人人痛心疾首,个个叹息摇头。李先生术后不久,背更驼,语声黯哑,不止一次说要“抓紧时间做事”。会议期间,讨论出版选题,蒙李、宁两先生竭力推荐,让我担任一本书的写作,后生于吃惊不小之际,感喟如翻江倒海。自忖今日对于青年著述刊行有所用心,能帮就帮,情感上源于早年老辈的感召。

  毕业留校任教,几次陪宁先生往访李府。他们共同主编《中国刑法通史》八卷本,后来刊行的似乎只有两、三册。两位老人家行动不便,往还稿件,圈圈点点,跑腿的事我自担承不让。骑上自行车,从蓟门到前门,仿佛一瞬间。宁师母赐号,允称“两门都督”。那时,我二十出头,身矫健,心无旁骛,忧愁而快乐。宁先生高度近视,写作时脸挨桌面,几乎贴在纸上。字大如斗,一页纸写不了几个字,极难辨认。就这样,写了上百万字。全靠师母慧眼劳力,灯下誊抄,才有了宁先生“文革”后紧赶慢赶出来的几本书。

  晚辈们都知道李先生晚年著述不辍,以法学家名世,却只朦胧听说老人家曾经“行走”,还做过大学校长和书记,因而,有人脉,多少也有些资源。毕竟,是老干部。不像宁先生,一介书生,知识老化,倔犟而懵懂,对世事隔膜得厉害。

  今天读高文宣先生的文章,对于李先生又多了一些了解。据作者叙述,1967年冬,其父“好心收留过一个来京上访的老战友”,即时任辽宁大学副校长的李光灿先生。李先生延安时代曾在政法委工作,知道康生历史上叛变的事情。

  那几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出面陪他说话。母亲因为党校的事对康生印象很坏,便和李光灿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就要遭殃了。[1]

  作者如此陈述后接着写道:“后来,李光灿被辽大造反派揪斗,在逼供下,交待了母亲议论康生、江青的内容。”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女士,林则徐的五世孙,以“现行反革命”入罪,旋遭逮捕,身陷囹圄,七载春秋中死里逃生。——革命至此,终于开始赤裸裸、大规模地无情吞噬自己的儿女了。此为规律,东西皆然,中国不出此厄。有人说,此处没有受害人,都是加害者;或者,只有受害人,不见加害者。有兮?无兮?难为了我们。

  是呀,他们虽然身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中——据说,似乎是卡尔•施密特的意思,运动,正是运动,让群众成为一种政治存在。——但是,反讽性地转用汉娜•阿伦特的话,不妨说,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是一本合上了的书,而政治恰恰是他们在追逐自己的政治信仰时遭到放逐的梦。[2] 伸论一点“生命政治”的皮毛,引入“主权”和“生命力”这两个概念,则其间情形多半是,政治存在于生命力的自我伸张之中,而非仰赖于主权;反过来看,主权并非以自我为指向,却以生命 / 生命力为目的 / 目标。如果说主权概念本身即意味着对于生命 / 生命力的否定和极小化,那么,政治则是对于它的认可和极大化。它在反抗政治的中性化的同时,无形中将政治审美化了。此时此刻,此“运动”非彼“运动”,或者,只有“运动”而无政治。毕竟,群众运动是一种政治上的未完成时态,以为运动可以将群众政治化,不仅是在想当然地将群众运动政治审美化了,而且,进而将“群众”或者“人民群众”中性化和非人化了。既然如此,除了是非,以及如果还能有是非的话,辨识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又有什么意义呢!朋友,这里倒是真的正如卡尔•施密特在《政治浪漫主义》中引述的拉丁格言所述,“若无所值,便不存在”(ubi nilil vales, ibi nihil veils)。因而,纵便运动三十年,死人千千万,却何曾有过政治,哪怕是灵光一现?!

  上述当事人多已离世。他们以自己的欢欣和苦难,为二十世纪的祖国作证。二十世纪的冷暖,也似乎随同他们化作阵阵轻烟,飘散天际,却又仿佛依然萦绕城头,让这个世界不安而躁动,令城里的居民沮丧、无奈,却又似乎有些神往。有时候,抚卷辗转,清夜难眠,不免想到这一代人的憧憬和挣扎,他们的单纯与幻灭,总是于心潮翻滚之际,复感无语以对。若谓时势无常、世事乖张,未免太过审美。倘说人性如同曲木,永远无法成材,等于将本应冷峻审视的现实政制化约成对于人性的温婉哀叹,还是太过轻飘,也太过巧伪。假如一味谴责某种政体,将罪恶见责于某个具体人头,不仅无法完成历史自身的检讨,而且,更不可能进境于全体之自我启明。此时此刻,真想回到二十出头的青春时光,让忧愁而快乐,包裹起沉重的肉身,逼迫魂灵出窍。

  可那时真的就是好时光吗?或者,真有好时光吗?君不见,月破黄昏冷,惆怅为春伤,谁料重门锁处,折尽九回肠呀!

  也罢,也罢。斗转星移,且晒太阳。

  

  2012年2月10日于清华无斋

  

  注释:

  [1] 此处以及下面的引文,参详高文宣:“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载《领导者》总第43期,页170-176,引文见页172。

   [2] 在“我们难民”这篇叙论中,阿伦特喟言,对于犹太难民来说,“历史不再是一本合着的书,政治也不再是异教徒们的特权。他们知道犹太人在欧洲成为难民之后,不久就该轮到大多数欧洲民族了。被从一国赶到另一国的难民成了各民族的先锋。”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就此指出,难民显然是边缘人物,把传统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地域”这一旧的三位一体分裂开来了,因而反倒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思想若想胜任自己的职责,一种未来的全新的任务,就必须坚决、毫无保留地放弃我们迄今用来再现政治主题的那些基本概念(如“人民”),“并从难民这个唯一的人物开始重新建设我们的政治哲学。”参详【意】吉奥乔•阿甘本:“在人权之外”,陈永国译,载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7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页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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