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o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o述而》）。
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o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 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 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
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也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 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魏之信陵，赵之平原，这“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o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这就正如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是政党。凡政党，都希望执政。如果连在野党都做不成，就变成黑手党。黑手党如果做了总统，其实也很乐意“放下屠刀”的。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