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业礼:从“百年为期”习惯用语看邓小平的气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 次 更新时间:2012-05-29 08: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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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业礼  

  

  邓小平的谈话中经常用到一个词汇--百年,比如 “‘绿色革命’要坚持一百年”、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等等。以百年为期,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时间概念,透露、折射出邓小平长远的战略眼光,坚定执着的行事风格和尊重历史规律、对历史负责的伟人情怀,值得我们加深认识和领会。

  

  一、百年为期,是一种思想方法,反映出邓小平长远的战略眼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凡伟人、领袖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因为你对历史负责,历史才能对你负责;你常想百年,百年以后,历史和后来的人们才能常常想起你。如果一个人像路易十四一样:“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他身后要么默默无闻,要么是永远的骂名。留存在人类的美好记忆中的,永远只有那些既为人类改善现实生活、又为人类创造美好前程着想的人。人们普遍认为邓小平成为伟人有许多原因,而有长远战略眼光,常想百年之后的远景,常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未来,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植树,相对于要处理面临的许多国内外大事,似乎不是那么紧要,但邓小平对此非常认真,1979年3月12日,中国的第一个植树节,他到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参加植树造林活动。1981年,有鉴于长江和汉江上游山区毁林开荒和森林过量采伐造成四川、陕西南部发生特大水灾,他提出了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正是根据他的倡议,这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带领家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他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991年,87岁的邓小平已不再适于体力劳动,但他仍在植树节前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十周年题词:“绿化祖国,造福万代。”植树短期内见不到成效,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邓小平想的是子孙后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小平重视植树,更重视树人,特别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老干部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现代化建设急需要大批年轻的人才,老同志不适时退出领导岗位,就无法让年轻同志接班。当时许多老同志刚回到领导岗位又要离开,情何以堪?邓小平正是从百年大计这个角度要求大家、说服大家的。他说:“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从这个百年大计出发,在他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实行了从顾问委员会制度过渡到离退休制度,成功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不只是树木、树人,邓小平在处理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表现出百年为期的战略家的长远眼光与情怀。比如搞高能加速器,这是一项很费钱、费人力和时间的工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邓小平坚决支持。当外国人问起为什么你们要搞高能加速器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的。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

  一个民族总要有人思考和把握未来,为国家和民族多想想。只看到眼前利益的短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正像邓小平说的,作为政治家,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一边尽快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一边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正是通过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才争取了长久的和平,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威望。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但并没有因为困难而推迟两弹一星的研制,从而抓住了机遇,赢得了时间,增强了国防和科技实力。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老一代领导人百年为期的思想方法和长远战略眼光,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地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子孙后代的检验。

  

  二、百年为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风格,反映了邓小平坚定、执着的政治品格。

  

  干成一件事不容易,干成一件大事更不容易,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定执着的精神。成就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干扰、冲击,甚至挫折,如果见困难就躲,见矛盾就避,朝令夕改,最后必将一事无成。邓小平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的一百年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强调的是坚持,是执着,就是不能动摇、不能改变。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已明确指出:“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在邓小平的着作中,“扭着不放”,“‘顽固’一点”,“硬着头皮”,经常用来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一百年不动摇”的同义语。

  邓小平也经常在其他场合使用百年的概念,以表达自己的坚定立场和意志,强调干成一件事要执着。比如,198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时坚定地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再比如,1975年10月邓小平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特使法拉贾,在谈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时指出:“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以百年为期表达自己的坚定执着,从邓小平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出很多例子。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他思想解放,行事变通,坚持实事求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对信念的坚定,对看准了的事的执着追求,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这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品格的统一,造就了邓小平的伟人风范,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

  

  三、百年为期是一种情怀,反映了邓小平对历史及其规律的尊重,也表现了政治家的长图远略及其历史耐心。

  

  “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就像一条长河,近看汹涌澎湃,远观缓缓流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其规律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顺势而为。

  邓小平历来重视机遇,强调速度,提倡果决,反对拖拉。与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耐心。比如“一国两制”的方针,开始时香港有许多人很担心,认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邓小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对台湾,邓小平提出的政策更宽,更有耐心。他在1979年就说:“统一台湾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台湾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帜去掉。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

  “一国两制”,百年为期,表现出邓小平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台湾人民意愿的尊重,对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耐心。

  邓小平的这种历史情怀和政治家的远图及其耐心,还表现在他对代际承继问题的把握上,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责任和条件,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可能做到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做。他这样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历史,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急躁。要头脑清醒,按规律办事。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更是经常使用百年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用一百年的时间,到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设想,并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强调:“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问题,邓小平表现得更为冷静。晚年,他在强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同时告诫全党:“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百年的概念。一代伟人的历史情怀,以及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非常注重并善于总结经验,包括自己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加深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并自觉地遵从规律。1993年,89岁的邓小平在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时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此后,邓小平果断关闭了自己的战略思维,不再过问政治。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也再一次表现出他对自然规律、历史规律的敬畏和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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