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 次 更新时间:2012-05-28 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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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在中国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飞奔,不仅“赶英”,还直朝“超美”而去的时候,国内却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发展目标(价值目标)之争——中国发展的目标,是民主、均富,抑或是单纯 地追赶?

  近几年,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知识界(包括中共党内)再次发生发展战略之争,此次之争没有发生在“追赶及其时间”上,而是发生在民主与“均富”(共同富裕)两大发展目 标上。自由主义者将“人权、自由、民主”置于发展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这些价值因其“普世”而具优先性,进而认为中国“政改”滞后是产生改革开放以来全部负面现象(权力腐败、 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各种群体性抗争活动等)的总根源。社会主义者们(姑且如此称呼)将“共同富裕”置于发展的优先地位。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推进“ 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温和者集中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转移支付和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激进者主张组织工会,改变劳工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总之,在中华民族实现“战略 赶超任务”的前夕,国内的政治与分配问题占据主流舆论。“赶超”的意义,只存在于一部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心里。

  这一争论有其现实的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是基于共同富裕的承诺,但这一理想正面临幻灭。

  在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邓小平就防患未然,发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

  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姓“社”还是姓“资”无关,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会造成“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 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故而,邓小平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然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集体企业”和 “国有企业”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极难兼容。1996年,绝大部分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而私有化,至于“国营企业”,通过“改、转”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转 型为“国有资本”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更是“两极分化”的根本机制。

  的确,邓小平一再发出过“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1987年,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1990年,邓小平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区域之间、民族之 间、阶级之间、相应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紧张起来”,那“就会出乱子了”。至1993年,邓小平终于承认,“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出现”,并认识到,“财富分配的问题”远比财 富增长问题复杂的多,解决起来也困难的多。但是,他告诫后代们,这个问题必须“用千百种方案、方法”解决。因为,他意识到,听任两极分化发展下去,不只是“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 初衷,更危险的是,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曾靠“土地革命”起家的老一代中共领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简单而重要的真理。其实,中国历代儒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理。贫富贵贱过于悬殊 ,则离社会大乱不远了。故而,欲实现太平,应该是一种“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的相对平均状态。中共执政前三十年,只做到“贫而均”,但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十 年改革实践却证明,“富而均”只是一个“理想”,实现的只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的贫富分化。

  在“两极分化”的事实面前,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流于空洞、陷入混乱,左翼的困惑不断加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大观念,其中,核心词是“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大认为,存在一个 “邓小平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长期困扰中共的问题。邓小平给社会主义的判定是,“一个公有制,一个共同富裕(或按劳分 配)”,且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如今,“共同富裕”遭遇到“两极分化”的现实,而“公有制”只残存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使用”和以国有资本形式存在的“国企”中,私有 资本和雇佣劳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如何再次“修正”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与实际状况相协调?这给中共官方出了一道难解之题。

  中国左翼厌恶贫富分化,关注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希望共同富裕,但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且与全球化接轨的今天,即使他们能将“共同富裕”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而于现实何 补?现实的分配方式乃是“改革”后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么,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重建“公有制”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么,退而求其 次,加大二次分配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进而改变一次分配领域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大幅增加劳动者分配的份额呢?这是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通常做法。但是,欧洲国家现在不是重 患“福利国家”病吗?“共同富裕”,路在何方?中国左翼内各派也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

  尽管不公平的私有化政策已经受到质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依旧主张,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唯一的选择是进一步私有化与政治民主化。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关注“贫富分化”,但坚决主张,“市场经济”与“贫富分化”无关,在“好的”或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故而,贫富分 化是由“权贵资本主义”或说国家拥有过多的“国有资产”而形成的。他们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即土地私有化与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认为彻底私有化才能建立“效率且公平”的完全市场 经济。左翼将上述观点视为浅薄与无知。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不只是“西方化”,更是“普世”的“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宪政、议会、多党、普选”等一 套制度安排。民主不仅“普世”,且有重要实际功能,即选举与多党轮替才能克服一党长期执政无法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一党执政也是司法不能独立,中国无法进入“法治社会”的总 根源。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将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现的社会负面现象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恰如中国左翼希望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议题一样,自由主义(右翼)强烈要求将“政治民主化”作为中国改革的主题。

  在左翼和右翼的争论之外,继续高度认同“追赶”与“民族复兴”目标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可以归入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范畴。当他们从现代化的成功进程中获得足够多的自信时 ,通常提出回归本土化的要求,以此增进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进而重建民族文化认同。他们关注“贫富分化”,更多是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看法与 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他们也要求“政治民主”,但他们所讲的“政治民主”主要是指执政者(党和政府)能够有效地反映和代表民意,对百姓的普遍要求给予有效回应。这与传统儒家民本思 路十分接近。他们之所以排斥西式民主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乱。他们对政治制度通常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考察,是否有利于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稳 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而这一切,主要服从于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赶超”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这一目标出发,民族主义者通常对中共政权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赞同“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因而肯定“中国道路”的实际引领者与推动者。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的“文化保守主 义者”更是企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重返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寻找为现行政体辩护的思想流派,但至今未找到共同的学说。

   

  注: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从邓小平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第二部分为“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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