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3 次 更新时间:2012-05-25 17: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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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是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 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於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 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 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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