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描述一个政权是否正当合理？英语Legitimacy，就是这样一个词。它在中国常被译为“合法性”--这多少容易引起语义误解。Legitimacy并不是说政权必须合乎某种法律，而是说人们普遍接受它。言下之意，可以存在不合乎当时法律，却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例如革命时期的政权，常常与当时通行的法律条文相冲突，但却代表了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被社会普遍认可，因此比传统旧体制更具有正当合理性。

Legitimacy意味着当下社会对政权的接受程度。按照主客体区分，Legitimacy的主体是政权或政府，客体是受统治的社会。进一步，被统治群体又可以划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普通大众。Legitimacy既意味着政权对自身的认知，更意味着社会各层各面对政权的普遍认可。

在时间轴上，Legitimacy意味着，现政权常常从历史中汲取某种特性，作为当前正当合理的基础。例如，世袭的君权就带有一定的历史正当合理性。同时，政权必须在当下受到社会的认可，以及能满足将这种社会认可保持到将来的期望。

在社会维度上，Legitimacy意味着政权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相互兼容和促进的程度。理想情况下，政权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政权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相反作用时，政权的社会接受程度就会降低，反对的张力就会增强。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笔者使用“正统性”一词来指代Legitimacy，以同时涵盖主客体层面、时间轴层面和社会维度三个层面的含义，而不使用“合法性”一词，以避免产生语义误解。同时，和所有政治概念一样，当我们提到正统性，我们可能是在指一种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也可能是在指政治实践或者政治现实；具体含义，要视上下文而定。

自历史上政权产生之日起，正统性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正统性既衡量社会对政权的接受程度，也体现出政权自身的稳固性。一个具有良好正统性的政权，必然是稳固持久的政权；而政权开始丧失正统性之日，也就是它即将崩溃瓦解之时。所以，正统性是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

在中国，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论述正统性的重要意义。孔丘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同时他又说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可以看出，孔丘主张道德政治，提倡为政以德；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是维持正统性的关键。在具体实践方面，孔丘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礼记》）。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一种社会秩序，更是一种政治秩序。

古代法家则秉持另一种正统观。韩非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韩非子》）”。又说“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在法家看来，正统性的来源并非一成不变，仁义用古不用今，若墨守陈规，反而有丧失正统性的危险。在具体实践方面，法家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主张以削弱国民力量，来增强政权势力，巩固正统性。同时，法家主张以军事扩张来加强正统性，“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商君书》）。

古典儒法之辨，一目了然。在时间尺度方面，儒家强调历史因素，主张从周制的礼乐制度引入正统性来源；而法家侧重当下，不拘泥于陈规。从这一点来说，古典法家比儒家更具有革新精神。但是，在客体范围方面，儒家强调道德政治--仁政，隐含地认为国民是正统性的认知者，意在扩大认知客体，而法家反其道行之，主张愚民政策，以让民不知有国，意在缩小客体范围，避免正统性风险。因此，相比于儒家理念，法家的政策必然会高度压制社会自由。更有甚者，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乃“邦之蠹也”（《韩非子》），对于社会精英也要严厉管制，以避免对政权造成冲击。

视角转向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名作《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认为，普通人难免会受到权力的腐蚀而败坏政治，而只有哲学家最公正，能够免于腐蚀，故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应为哲学家，此即“哲人王”一词的由来。在柏拉图看来，统治者的正统性，来源于其智慧（哲学思考能力）和道德（免受腐蚀），而智慧是道德的必要条件。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显然和老师持不同观点。相比之下，亚氏更侧重政治实践，认为如果政府不能代表本国的整体利益，那么它就失去正统性。按照亚氏的说法，虽然贤明君主制好于民主制，但是腐败君主制--僭主制，却更坏。只停留在思想与口头的道德不是道德，只有实践中的才是。实践道德，是亚氏政治伦理的核心。

历史上，统治者也为自身正统性引入神秘主义的因素。汉代儒者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因此天是终极规律的支配者，是终极正统性的来源。同时，“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繁露》），皇帝是天子，是上天在凡间的代理，因此享有支配天下的正统性。此即所谓“天统”。

在欧洲，君王们也为自身涂上神秘色彩。5世纪末崛起的法兰克王克洛维，便宣称自己是古代神王--墨洛温的后裔。克洛维本人是一位军事部落领袖，依靠个人勇武和优秀军事才能，先后打败一系列敌手，包括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任高卢总督。在加冕为法兰克国王之后，这位传说神王皈依了基督教。

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就成了欧洲诸国正统性的重要来源。德意志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必须要得到罗马教皇的加冕。早期的英国、法国国王，也同样需要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后来发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但分裂了基督教，也对欧洲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回头看中国。自汉代“外儒内法”模式逐渐形成以来，关于皇权正统性学说并无太大创新，政治文化进入停滞状态。唐代魏征上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这无非是重提荀况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皇帝们仍然自称天子，而对于改朝换代，则以天命解释。

在政治实践方面，中国皇帝们的正统性有三个重要来源。第一条，是暴力正统性。首先暴力表现为武力统一，即通过军事斗争统一全国。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是得天下者“得”民心。其次，暴力表现为皇权登基后对社会意识的压制，重点在于对异见智识阶层的打击，如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此即“内法”之法。

第二条正统性来源，是掌握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权。皇帝在尊孔的同时，也成为圣人在尘世的化身，成为普天之下民众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官僚政治体系，也成为从普通智识阶层晋升到权力体制上层的重要渠道。此即“外儒”之儒。

第三条正统性来源，是维持国民基本生活水平，亦即所谓民生。实际情况是，只要满足国民食可果腹，衣可蔽体，皇帝们大可统治无忧。几乎所有王朝的崩溃，都是在民生极端恶劣情况下发生的。掌控暴力，控制智识阶层，满足国民最低生活水平，这三条就是实践中皇权正统性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