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 纪胜利:分析折中主义视角与冷战后东北亚安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12-05-23 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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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   纪胜利  

  

  摘要:在冷战后的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大多数学者热衷于应用三种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研究。而美国学者西尔和卡赞斯坦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这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并将其应用于东北亚安全分析。

  关键词:分析折中主义;跨范式研究;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0961(2010)02-0049-04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孙策(1980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纪胜利(195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东北亚地区是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中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区域,各种传统理论范式对于如何分析和构建亚太安全都有着自己的判断[1]。然而,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弱点,不但难以彻底取代其他理论,还往往陷入新的困境。客观上,范式竞争导致了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并为学术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有学者认为,以正确性和彻底性为代表的“范式间战争”( inter-paradigm war)已经结束[2]151。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西尔(RudraSi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5年年会上,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这一理论新视角。两位学者将分析折中主义定义为一种跨越传统理论边界、结合多种范式来分析国际关系领域中某个特定问题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分析折中主义认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避免了拘泥于体系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要采取更加多样的范式视角、使用更为丰富的手段来分析和解决领域内的特殊问题。”[3]2简而言之,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跳出某个特定传统范式的认识论、方法论原理,促进范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对话,进而提高传统范式的“跨界”解释力和与其他范式的融合力,激发学术延伸。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形成过程及核心内容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理论形成过程

  在分析折中主义出现之前,社会科学学者们对如何看待和处理某一学科内部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西尔和卡赞斯坦在论战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库恩—拉卡托斯—劳丹。库恩是“常态性科学”理论的倡导者。这一理论以依靠某种占优势地位的范式单独解决某项研究的中心问题为特征,而没有给那些认为 “多种范式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的支持者留出哪怕最小的空间。面对库恩“一元论”的缺陷,拉卡托斯开始打破坚冰,从事“研究纲领”理论的创建。其目的是为寻求多元视角的科学团体创造空间,给各种“研究纲领”之间因互相竞争所产生的“有限比较”留有余地。但他认为只有当研究团体对特定的核心问题、假设、方法和发展演进的标准都达成一致时,现实的研究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和起作用的,这在本质上与库恩的范式是承接相通的。彻底跳出这个圈子进行思考的是劳丹。他的“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学说认为,一个由某项“研究传统”发展而来的论断,尽管使用了独特的概念工具,涉及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但仍可与其他理论的某个观点达到契合。

  通过对三种立场不同却又互为衔接的理论进行剖析,折中式的分析方法浮出水面。西尔和卡赞斯坦发现,劳丹的理论“不但在概念上十分灵活,效用也更加明显,而这一方法恰恰是传统范式在考虑理论假设和定义特殊问题时常常忽略的”[3]5。与劳丹相似,两位学者在使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时,既吸收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许多优点,又强调了跨越范式边界的研究方法。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内容

  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在于“折中”二字。它要求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进行一种跨界式的研究和探索:“在观察国际关系中现象与问题时,各种范式要互为补充和深化,以促进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发展,使研究者拥有观察和分析国际事务的多重视角和多种手段”[3]2。然而,它绝不是对传统范式的简单合并,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折中模式的分析亮点最初都闪耀在相互独立的研究传统之中,却又都可以从各自的体系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成一种结合有关概念和方法的独创性排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传统范式理论的利用更像是折中性而非综合性的。”[3]8

  分析折中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原则:第一,强调“因果机制”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可见、有序的,周期性产生的因果归纳,其效果往往取决于在相关环境下与其他机制的互动。第二,注意对传统范式中各种优点的取舍。在跨界整合相关的传统范式时,如果传统范式的某些优点对上述的整合形成难以克服的阻碍,研究者就须要将其合理地舍弃。第三,强调对研究问题的“重新复杂化”。传统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与其本体论一致的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使用的也是惯常的语言和分析工具,而分析折中主义一直在寻求构建更为复杂的问题。

  分析折中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主要依靠下述研究方法:第一,“问题关注型”研究方法。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不同范式理论的拥护者在对待某个特殊研究问题时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元理论,而‘问题关注型’方法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空谈,更加直观和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3]7。第二,“扩展视野”构建问题的研究方法。折中性分析方法不会拘泥于由某个具体传统范式(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明确解释过的问题,而是通过扩展问题视野和转变问题关注点来提升解决特殊问题的能力。第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发展可以 复制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测量、比较数据,产生可归纳推断。

  两位学者提醒,使用分析折中主义也要注意防范潜在风险:由于使用了多种分析性语言,使它在概念上存在含混不清的风险;另外,如果研究者经常使用“中间”立场,有时可能会强制促成不同范式的统一。因此使用这一视角的研究者应该保证,不同范式在被带入折中式分析框架之前,就已经得到恰当的解释和处理了。

  

  二、分析折中主义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研究

  

  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既不是完全的霸权秩序,也非纯粹的均势秩序,更不是成型的地区 安全共同体,而是以上三种模式的混合物。有学者评价,“安全研究的范式多样化是后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重要学术特点,即新现实主义理论、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结合体。”[2]133当前东北亚安全研究热点主要涉及了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日美同盟以及朝核问题这四个方面。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决定了学者们应该采取多元化分析架构和理论视角,即分析折中主义来审视这些问题。

  (一)期待盛放的牡丹——中国崛起

  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有着花中君子、统领群芳的崇高地位。目前,中国正由一个文明古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政府 一直强调自己的“和平崛起”战略,并表现出对国际秩序的尊重和对国际规则的认可。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在综合考虑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后,中国主动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如果东北亚地区所有相关国家都对此表示认同,牡丹花的盛放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一个国家对意图与目标的宣示并不能代替其他国家对其行动与能力的判断。按照现实主义学者的基本判断,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它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区域内权力转移、原有均势丧失,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但笔者发现,由防 御性现实主义提出的“将安全合作而不是大国间的安全对抗视为安全困境条件下的国家自助战略”这一观点,却有助于开放性地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这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分支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一致。

  目前,区域内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崛起并未引起更多国家的恐惧。这一现象违背了正统“均势理论”的解释能力。戴维·康从对这一地区历史上“朝贡制度”的研究出发,认为本地区的中小国家从历史上就接受“等级意识”和“等级认同”,这使得中国崛起没有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法接受或是巨大威胁。他同时认为,这是由中国主导的“仁慈霸权”对美国的“制度霸权”形成的冲击[4]。在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的“霸权秩序”和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念”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产生了契合点。

  (二)寻找光明的向日葵——俄罗斯复兴

  俄罗斯人将向日葵奉为国花,意喻为给人带来美好和希望的光明之花,然而想要得到这份光明和希望却非易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复兴之路走得可谓是步履维艰:国内,极端的民族运动和恐怖主义活动频发;周边,俄美在东欧反导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以及北约东扩的成功,使俄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大幅上升。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俄 罗斯无论从国防还是战略需要的角度,都要认真分析亚太地区的形势,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笔者认为分析折中主义的视角对于分析俄罗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有其独特作用。

  目前,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对俄直接军事安全威胁较小,这一地区军事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或发展为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也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触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矛盾出现的可能性[5]。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努力与亚太主要国家构建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多领域合作的机制,为稳定亚太地区基本秩序 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一道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果只分析到这里,自由制度主义之花,正按照其生长规律健康成长。

  然而,当前的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有着两大顾虑,使得它无法完全依靠上述组织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1995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一文中宣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常备军力的决议。而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军事同盟国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尚未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再加上一直悬而未决的北方四岛领土纷争,使得俄日关系实现战略性发展受到极大制约。这两个例子都表明,社会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因为物 质利益和历史问题而互相防范,这虽制约了建构主义关于“制度认同”的解释力,但却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观点。

  2008年11月22日,日本首相麻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希望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领土争端得到解决。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中也表明他不想把这一问题交给下一代。显然,双方都希望借助这种区域性组织框架解决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种子在本是冰冻的地方开始发芽。而奥巴马上任以来,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上采取的缓和态度,也一直让俄罗斯充满期待。无论是俄美还是 俄日,想要分析如何在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北亚地区获得符合自身要求的利益,不能仅凭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必须作出综合的考虑。

  (三)樱花与玫瑰之约——日美同盟

  樱花在日本代表着光明与希望,而玫瑰则深得美国人的喜爱。然而,两种花朵的结合是否真的代表了完美呢?在关注东北亚安全中的日美同盟问题时,笔者尝试从它的物质实力、制度有效性以及观念认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物质实力是从新现实主义角度考虑日美同盟稳定性的基础。现有的东北亚战略均势格局是以日美安全观念为主导、军事优势为基础、军事同盟为手段的非对称性战略均势,这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实践着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而现在的日美同盟已经不再单纯依靠美国一方:通过在阿富汗战争和索马里护航期间的举动,日本表现出它已经发展成美国可依赖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构筑基于两国同盟的新东北亚安全结构。这种对制度有效性方面的考虑明显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味道。同时,近期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也表现出了一种安全观念上认同的趋向。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逐渐认识到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稳定器”和“减压舱”的作用,两国关系已经构成了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支轴[6]。虽然 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干预台海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但它在实质上也有看管日本的作用。随着日本借助全球“反恐”之声,不断加强防卫体制上的松动,并表现出一种加速政治大国化的愿望,日美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中必然出现分歧。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便是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东京缓和与北京的关系[2]121,而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更使美中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上日趋靠拢。

  (四)金达莱的期望和忧虑——朝核问题

  朝鲜国花金达莱来象征着喜悦、幸福和繁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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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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