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前提下，对中国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价性报告。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批判取向”、“‘新左翼’研究论述”和“历史主义学派”四个流派，并对各家观点的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当下的中国，“毛泽东”已演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而“毛泽东问题”，则实际隐含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正当政治秩序的一种愿景。
关键词：晚年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政治意识；当代中国思想
作者在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之后，对中国学术界近期毛泽东晚年研究做一个描述性报告。它的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一般读者对近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各种主要观点、基础预设和争论焦点，有一个轮廓印象和初步了解。为节约篇幅，本文将尽可能地减少原文引证，而且必不可免地省略了大量同质性的文献资料，但这种冒险的“省略”不是有意地“忽略”，而只是一种在结构文章时的技术要求。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1）“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2）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3）“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4）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本文将依次对这些学派的观点进行概述，最后，给出作者的简要结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目前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意识① 生态分布做如此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家内部的评价观点都呈现出一致性特征。在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上，我们毋宁说，其中各学术派别内部分析路径的差异，并不见得比各学术派别之间的价值态度差异要小。但是，就总体而言，各派思想在基本态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但就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它们之间观念分歧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晰可见的。因此，本文基于一种宏观描述的考虑，只是在整体上给出一个框架性概括的参照基点。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含混表述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执政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释，它控制着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话语权，其功能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并以不断强化这种话语的渗透力作为研究的首要任务，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要指出的是，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亚意识形态取向”的层面，其特征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旨，对其观点作进一步、更学术性的再诠释，这一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等院校和中央及省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他们在公开的报刊杂志发表的主要是这类作品。他们虽然可以欣赏不同的研究话语，但自己则不想成为政治——社会批判的角色②。
首先，如果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参照系，那么应当说，在对毛泽东的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以一种不明言说的形式（implicative form）出现的。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③
中共官方的这个表述，明确地显示出“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部分。换言之，“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中共当前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仅仅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历史对象了。
虽然中共中央权威部门对于这一表述上的变化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于2007年11月7日和11月13日在上海《文汇报》和河南《河南日报》两次发文，具体解释中共高层的这一意识形态变化。而后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石仲泉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目前的中国历史可划分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两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现代中国”，而1978年至今叫做“当代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涉的对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它并不包括“现代中国”的部分，顺理就不该包括那个时期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其次，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应区分为“基础部分”和“创新部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所以，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作为“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之内；再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但它却不是这一理论本源。“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很难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毛泽东思想”了。④
由于石仲泉教授的论证所涉及的原则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这里我们不对其逻辑依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但是即使如此，石仲泉的论证仍然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中共中央权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一些网络文章对“石文”发起了强势的攻击，认为“此文妄图将社会上刮起的一股非毛化、去毛化反动逆流公开化、合法化，为私有化改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但是我们老工人早就讲过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路”⑤。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也在中共核心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一问题。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习近平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最后文章明确断言，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而言，胡锦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论断，已“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⑥。
我个人判断，在此时此刻由中共重要人物发表这样的文章，而且使用了如此强调性的修辞看，实在具有理论和态度的“澄清”用意。至于当初中共十七大报告起草时如何界定“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以及历史地位的真实意图，则已超出了一般学术评价的范围。但是通过这一即时的澄清和更正，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仍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其政治谱系中依然占据着一个不能省略的合法性象征的位置。
其次，从学术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系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无疑应首推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该书的价值与其说是由于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中国国家级的权威版本，不如说是因为该书直接以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资料，许多历史细节都是第一次公之于世。在这样的意义上，该书毫无疑问可称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珍品。为表彰该书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2008年2月21日，《毛泽东传》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之图书奖的首项。参加过几届中国图书奖评审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在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过程中，评审学者较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含金量。“获奖作品都相当有水平，是学术界和读者都认可的作品。”⑦
《毛泽东传》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认为该书的宏观历史价值在于：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前27年的历史中，不论是我们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遭受的严重挫折，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在这27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主要决策者。作为记录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对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笔，以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它们是怎样发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怎样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等等。这部《毛传》出版以后，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就是因为它使用和公布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人们非常想要了解的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思想和活动。”“《毛传》的最大特点是用事实说话。它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指导下编写的；反过来，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决议》的科学性和正确性。”⑧
此外，该书还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问题，给予了较详细的正面回应。这些事件和问题包括：（1）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2）“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来？（3）关于中共八大；（4）关于《正处》和整风“反右”；（5）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6）“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7）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8）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等七个敏感问题⑨。例如，《毛泽东传》中对“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后就再难得恢复的细节给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对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后的精神和心态纪录，其根据是毛泽东的病历档案，所以相当珍贵和真实。再如书中说：“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⑩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它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时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的决策。”(11) 这些评价没有“官腔”，客观中允。
当然，尽管《毛泽东传》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但也难免留下若干“为尊者讳”的明显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史料的引证和使用上，存在着按当下意识形态模板的需要，侧重选择与其相一致的资料，从而有选择地省略了毛泽东晚年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思想表述。如毛泽东1976年6月以后对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以及“四人帮”的评价等，早已在民间流传多时，而《毛泽东传》对此则只字未提，甚至没有任何暗示和隐喻的标识。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传》在第1781－1782页上，引述了一段现在已广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对涉及自己之一生的自我评价。原文如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这段极为重要的史料，《毛泽东传》的作者没有给出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时间，也没有交代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具体对象和语境背景，而只是以“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一语概之。从《毛泽东传》此处引证的上下文看，前面一段讲“从该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而后面一段讲“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按时间排比，毛泽东的这个自我评价应当是在该年的6月上旬，至迟到中旬。假设6月上中旬共20天，那么，毛泽东此次谈话究竟是那一天？是一次性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谈话？他此次谈话的对象，除华国锋以外还有谁？毛泽东所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中“你们”又是指哪些人？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毛泽东传》语焉不详。更为让人费解的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该书涉及毛泽东谈话、著述等重要引文一般都直接加引号，采取档案注释方式，而唯独这段引文只是使用了异体字，但却未加引号。甚至对这样一则如此重要的史实，作者标示的文献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他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弄不懂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在这里，《毛泽东传》似乎特意隐去了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背景。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或许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对此我们只能存疑(12)。正如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所说：“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3) 李捷所说的话很实在，也很实际。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的意思等于说“没有写出来的真实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看来，这部权威的《毛泽东传》就与真正、丰满和全面的毛泽东全景形象，还有距离。究竟其距离有多大，只能有待于历史给予回答。
其二，就现有可公开的毛泽东晚年历史事件的评价来看，《毛泽东传》在不少问题上，不仅没有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具体的政治操作内幕，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疑惑。例如，《毛泽东传》对“林彪事件”采取了完全“一边倒”的评价，而使用的资料显然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但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当事人(14) 和其他民间研究(15) 表明，重要历史当事人汪东兴的回忆(16) 存在不少明显的自我辩护的陈述。面对这些矛盾的史料，《毛泽东传》在没有任何澄清和辨析之前，就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责任归给了已不在人间、因而无法辩解的林彪，这本身已有失厚道公允，为史家所不取。或许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则评价说：“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是各类版本的传记中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是它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有的地方放不开，只能点到为止。很多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转而去找一些外国人写的版本，很多内容太过猎奇而且失实。这是因为读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是读者的错。我确实想过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毛泽东评传》，把30年研究毛泽东的功夫、时间能凝结出一件作品。如果有机会写成，我自信我的这本书会和别人不一样。”(17)
虽然《毛泽东传》还有诸多可商榷和可开掘的方面，但我仍然认为，即使仅从历史学角度考虑，这部著作仍是近年来中国毛泽东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
二、否定批判取向的研究进展
总体上说，持否定批判取向的学者们对毛泽东持激烈的批判倾向，如果可以使用化约（reduce to）的方式，那么，我们则可以从其整体研究中抽象出一个至少由五个批判要素所构的结构模式。这五个批判要素是：（1）信仰体系上的乌托邦理念；（2）政治上的个人独裁；（3）行为上的诡诈谋略；（4）心理方面的自恋倾向；（5）以及由这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政治认知格局。这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晚年走出了一条给中国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政治轨迹。
在这一研究流派的内部，细致体察又可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取向的批判思路。这些作者大部分曾以青年知识分子身份融入革命潮流，在其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甚至迫害，经历坎坷；另一种则表现出较鲜明的自由主义取向，大部分属于50后一代学人，具有较强的学理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问题的分析。
中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把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概括为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18) 并认为：“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特别是：
“他［毛泽东］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见荒唐到何种程度！”(19)
据此，李锐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20) 在后来的评论中，他还使用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样的判语(21)。
类似的研究作品还包括重要的历史当事人，王若水、李慎之等人的著述，尽管他们的表达相对比较平和。王若水在遗著中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行为和心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二、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同志和战友都是毛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四、毛常读的书是‘线装书’，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但很少读西方的著作，甚至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五、毛说定了的事，不允许别人反对，不肯改错和回头。”(22) 李慎之所著《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和《大民主和小民主》(23)，以及何方的几部论著(24)，也大体上持同一观点。
可能由于这些作者的生命历程曾与执政党的发展和挫折密切相关，又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成的核心已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因此，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由于其投身革命理想与政治发展现实之间所形成的严重背离，而遗留下某种在怨怒与焦虑之间徘徊不定的伤感，其激烈言辞的深处似乎暗含着某种抑制不住的“痛心疾首”和挥之不去的精神遗憾。这种波动情绪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张力和内在冲突，构成他们研究风格的独有特征。
相对而言，50后自由主义学者则似乎要更加冷静，他们更加注重对“毛泽东问题”的思想性质、内在理路和历史成因进行分析，倾向于在更加学术化的角度上，探讨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自我使命和精神愿景。例如，当仅仅把毛泽东视为纯粹个体政治行动者时，有学者对其政治诚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毛，虽然可以这样那样地取得各种思想资源为其所用，但是，毛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如果亲［轻］信了他某一个阶段的想法，去求证他的所有思想，你就会成为另一个愚昧之刘［少奇］。”(25) 如单少杰和辛子陵的著作(26)，也基本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论证。而以下三位自由学者则试图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下考察毛泽东政治行为之思想实质的独特性，其透视角度比较典型，故略述如下：
王力雄概括地指出，对毛泽东来说，“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心想要实现的理想，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的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图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27)
作为一个不尚空谈理论的人，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路径则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定义成“公”，而把资产阶级思想看作为“私”，进而通过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公”而驱逐“私”的改造途径，向“人性”开战。这样就必然形成“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观念。因此，与其说“专制独裁”是毛泽东政治统治的特征，不如说那只是历史的表层，而其深层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系：“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28) 正是“高度集权”与“人民至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研究者的关注聚焦点。在这个表层对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通过“改造人的灵魂”而“变换政治秩序”的强大动因。
任不寐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特征概括为“教皇情结”，即以某种至高无上之精神权威的代理人名义，对世俗社会进行“教养”。这种角色定位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相信道德的力量和群众运动。上帝的尊严来自群众或‘选民’的自动崇拜，教皇的主要工作是布道而不是命令。这种教皇情结是把毛和世界上其他独裁者区别开来的标志之一。强迫思想转变和命令‘主动’交代‘罪行’是神权政治的政治艺术之一。但是，毛相信道德的力量主要是相信自己道德的力量；他相信群众是相信盲从他思想的群众和相信群众的热情而不是理性……毛从来没有把‘群众’当作同他平等的人的团体来看待，‘群众’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群众的工具价值。‘为人民服务’的重点不在‘人民’，而在‘服务’，是为了‘服务’而‘人民’，而不是为了‘人民’而‘服务’。人民是只能被服务、但不能自己服务的那群人……由于群众的无知，中国只能走独裁的道路；既然中国必须独裁，那么，所有的政治斗争必然是关于谁独裁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9)
陈小雅将史料片断插入散文体叙事，可能是“学院式规范”所不易接受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发现”和富有意义的“命题”。这里，所谓“发现”或“命题”主要是指：她把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与《水浒》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陈小雅认为：“《水浒》经验在‘打天下’方面的效应，经过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到毛泽东，已经屡经验证。它比前代农民起义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建立军阀割据大势中的‘红色割据’，再以《三国》演示的进退折冲为战略，避日寇与国民党的正面锋芒，观有利时机进取中原，辅以《孙子兵法》的纯熟运用，应该是毛泽东‘前半生’成功的诀窍。”而“《水浒》经验”到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就失去了它先前的灵光。其中“奥秘”就在于《水浒》是一部经济缺位的“乌托邦”。“《水浒》——作为一部造反者的‘圣经’——还有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它没有回答：造反者如何养活自己？”陈小雅通过对《水浒》及其毛泽东早期回忆的政治诠释，试图证明在“造反者”与“新皇权”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鸿沟”，“他们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转换而无需经历痛苦的‘裂变’”。就此而论，“朱元璋，——《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著者耳。”(30)
显然，上述两类学者的批判，都可视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激烈社会批判思潮的持续，但其方法论基础则存在很大不同。前者的经验性直观判断的色彩更加突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作者根据自身卷入政治过程的亲身经历，对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痛苦历史的反思结果。这就决定了该派研究的目的论倾向比较明显，正如李锐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31)
有鉴于此，一方面，这些著述的批判重心和意图指向，大体集中在对毛泽东个人政治行为和政治道德品质提出严重质疑的框架内，而尊重历史道德的本色内涵成为这一学派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些作者强调要发扬孔子“春秋笔法”和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撰史传统，坚持即使面临着再大的政治压力，也要对历史后果之是非曲直给出一个道德义涵（moral implications）上的明确判断。毋庸赘言，这些作者面对历史所持守的责任良知和道德勇气，自有其理由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批判性论述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似乎只是一部毛泽东个人为所欲为的荒唐记录。这些作品没有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从“功劳盖世”如何导致“罪恶滔天”的必然逻辑关联，进而对于“一个人究竟如何可能全面地操控历史”一类的综合性复杂问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深刻答案。就其论述的基本预设，仍然未脱“功过分割式”的传统思维模式，只是完全颠倒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割尺度，从“正三七开”变成了“负三七开”，甚至“负一九开”等等。
自由主义学派的学理论证，问题意识强烈，逻辑理路清晰，措辞定位也更加审慎严谨。在这样的解释路径下，诸如“个人崇拜”、“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民粹主义”等等一系列由毛主义之精神根源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现象，就得到了较一般的直觉判断更深一步的理论批判和思想梳理。但在以上引述的分析中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些作者对毛泽东的观察都更侧重于其精神动机或宏观文化影响的透视，而没能将这些现象融汇中国近代以来的具体历史语境进行考察。这样，问题就似乎只论证了一半，诸如：人性改造与重塑之道德性质究竟应当如何评判？此一时代中国人为什么会对Charisma强势人物情有独钟，以及政治“教养”企图与社会依赖意识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就被明显搁置，进而多多少少给读者留下了一种问题的深刻性与诠释的简要性之间的不对称，更由于这种不对称，为退回到“一个狡诈的领袖忽悠了亿万个愚昧的人民”这样化约论的简单概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三、“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
与中国学术界的整体转型相一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毛泽东研究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新左翼”的崛起。
按中国学者萧功秦的划分，“新左翼”思潮内部也由“温和型”（后现代主义）和“激进型”（民粹主义）两种类型组成(32)。我把评论的重点聚焦在前者。这类学者一般具有西方现代教育的背景，或者对西方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具有相当高的素养，其中尤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激进左派思潮有较深入的接触和研究，他们的理论预设，一般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的某些思想要素，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质疑，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其基本的理论特征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现代性”弊病给人类造成的内在伤害（特别是价值、道德等方面的扭曲和经济及身份上的不平等）如此地反感、焦虑和愤怒，以至于对富豪的贪婪、权贵的霸道和精英的傲慢，采取了一种仇杀式的激烈抨击，并以能成为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欣慰和自豪；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商品吞噬人性的无限制消费化趋势，忧虑重重，从而期望建构一种不同于主流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33)。“新左翼”学者并不绝对地排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却认为，中国的这些改革新政所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病，需要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予以补救。我把这些学者的论述概括为两个核心思想：一个是由平等主义、道德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构成的“钢性三角架”理论；另一个则是由此而导出的“毛泽东思想超前论”的观点。
在第一个角度上，“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除了要击败自己的政敌之外，而且其背后存在的是一个如何阻止韦伯意义上“合理化”进程必然释放出来的科层化（bureaucracatization）压抑的国际性难题。而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年所倡导的“大民主”，是以“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这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34)。毛泽东晚年明确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其真正对象正是“党内官僚集团”。虽然在他之前，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托洛斯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Leon Trotsky）和吉拉斯（Milovan Djilas）等人已经提出过共产主义“新官僚制”和“新阶级”的概念，“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35)。所以，如果可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这种“大民主”做出重新解释的话，那么，至少其中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内容的“鞍钢宪法”(36)，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37)。
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国际比较和数据分析两个维度上，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群众路线”的政治效能进行了学术性辩护。他说：“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虽然他赞同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只是用语不同的概括，但同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分析仍然没能把握住毛泽东之“群众是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的精髓。在与西方民主参与理论的比较下，他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称之为与西方民主模型不同的“逆向参与模式”(38)。王绍光还把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看作是“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范例，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之“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39)。
另一位重要学者汪晖在西方学者(40) 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而“‘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41) 在这种意义上，“去政治化”是指对于通常上那种具有明显支配力之“政治”的消解（更确切地说，应当是“隐藏”），而代之以一种诸如“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和“民主”等等“中性化”（neutralization）话语，用以掩盖、替代和置换“政党政治”、“理论辩论”和“阶级问题”等政治现实的支配实质。他认为，这个“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近数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而震惊全球的中国“文革”运动，则是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势的拒斥、狙击、破坏和反动：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等级的）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成等级关系和对抗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而“文革”初期的各种群众自治组织］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42)
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框架下，伴随着60年代理想激情的消逝，在中国，真实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形式过程上的“政治辩论”以及内在灵魂的“道德感召”，均被淹没在“去政治化”（汪晖还使用了“去革命”、“去国家”、“去阶级”、“去敌我”等术语）之“向钱看”的“金”色浪潮之中。最终，新的、政治性的安排被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和“正当化”了。因此，汪晖的结论是，在清除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这层“现代性”的重重迷雾以后，毛泽东“文革”运动之“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实质，就自然地得以再现。今天，回头审视毛泽东“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理论价值，将会对人们理解和反思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引发颇多的反思和启迪。
在第二个角度上，一些“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实际上已被后人大大地误读了，因为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乃至中共高层的领悟水平。有学者借助民间意识而直截了当地把毛泽东再次称为“神”：“正如中国老百姓说的：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这么一个真‘神’，有谁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呢？……本来是个平庸的凡人冒充神威主政，恐怕就不可能取得毛泽东领导的成就。摩西在带领犹太人艰难跋涉的漫漫长途中，也有失误和悲剧，但摩西毕竟把犹太人带到了新家园。如果犹太人老是把目光聚焦在摩西的失误和悲剧上，无休止地埋怨和诅咒，那，他还能办什么事情？”(43) 甚至更有网友把“文革”比喻为毛泽东的“十字架”，并描写了一幅相当悲壮的超意志主义之神正论（theodicy）的诠释图景：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44)
何新认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把马列的著作当作政治“圣经”的时代，毛泽东“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质，所以自然很难被普通人所理解。在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意义上，“文革”应当被看成是当代中国的“毛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运动”(45)。也有人直接地宣称：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尼采！”(46) 毛泽东饱受争议是无疑的，甚至是自然的，因为这些争议的动力恰恰来源于他那超越的创造性批判精神。最后，何新极富激情，气势恢宏地结论道：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47)
另外，有部分“新左翼”学者的作品注意到在历史语境的上下文中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选择，(48) 但与理论论述文章相比较则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
在我看来，才华横溢的“新左翼”严肃学者，通过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再解释，进而反思“现代性”病症的深刻焦虑，并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行动为透视镜，试图凸显和抨击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某些严重的弊症，这些反思和批判无疑是振聋发聩和发人深省的，其理论视野和中心立意都具有跨时代、跨历史、跨学科的“大跨度”特征，其论辩雄心相当广阔，甚至不能仅用对当下中国社会出现“新不平等”的忧虑加以简单解读。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这些论述时时触动和激荡着那些不满足于世俗安康而关注着人类命运的“不安的灵魂”。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关切和焦虑已超出了自我的限界，他们的意图是试图找回非物质之价值的置放基点，其眼光与其说是中国性的，不如说是超国界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经过“新左翼”的再解释，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这样，带着一种理想的洞见去观察“被选择”以后的历史，“新左翼”所建构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应然”（ought to be）的毛泽东，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诸多对现实的愤慨和对未来的愿景（visions）投射进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镜像之中。但是，理论阐释的合理化意图必须首先满足和尊重历史过程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要求，恰恰是传统观念史研究遭受质疑的要害之一(49)。另外，似乎与这种“理性”判断同等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富有情感的血肉之躯，每当念及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曾为纯洁理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年轻亡灵，再追溯至近代以来为保卫国家而壮烈捐躯的所有中华儿女，思想家完全忽略后来历史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的无情角逐和翻来覆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付出的惨重代价，难道高调的理论阐释真的就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吗？主导政治家个人的历史责任难道也真的就可以轻易回避，甚至一卸了之吗？就笔者体会，毛泽东本人临终之际对后人对其晚年思想、行为之评价的高度疑虑和深深戒忌，其实已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别具深意的特殊解答。
四、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
与“新左翼”强调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这派学者均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严守家法”，坚持历史阐释必须基于原始史实（包括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等）的治史原则，认为理论上的过度解释，虽然可能红极一时，但终究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更有甚者，当解释者把历史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只言片语，抽离出连续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许多的结论甚至违反人类生活的基本常识，就更别奢谈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真实的毛泽东”了。
高华所著60万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选取了“延安整风”这个毛泽东乃至中共历史上最为关键的环节，在核心档案并未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耐心收集、筛选、考证和排比，讲述了一个“毛泽东如何可能一步步地成为中共党内被普遍认可的第一领袖，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详细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这个故事建构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书中都有相当精致的深描式（Thick description）叙述。最终，该书给读者勾画出了一幅融汇组织机制、思想渗入、感情调动和政治整合于一体的全方位的历史画卷。高华在谈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而他自己的关注点则是要“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50)。史学界把这部书评为“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是一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名著(51) 和“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52)。我个人认为，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JO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和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53)，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文本之一。
作为中国著名的当代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杨奎松等近年来在冷战史框架下发表了几部厚重的专著和大量论文，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4) 虽然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些论著一一展开介绍，但沈志华、杨奎松重要的研究贡献，一方面是对原始史料的挖掘和开发，纠正了许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叙史谬误，从而使未知和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例如，1956年波兰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10月19日抵达华沙与哥穆尔卡会谈，并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人就范。但第二天，赫鲁晓夫一行便启程回国，苏联军队也停止了军事行动。据当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其原因是毛泽东接到了苏共打算动武的通知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中共强烈反对的立场。于是，人民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阻止了苏联的这次军事行动。但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发给驻华使馆的电报表明，当时苏共根本就没有向中共透露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而毛泽东是在事件平息后才得知此事的。这样，就使重要当事人的错误记忆得到了更正(55)。另一方面则是力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联系多重相关要素，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这样就使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得以呈现出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沈志华在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时，将这一现象置入前后数年之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除引用大量公开的领袖言论、当事人回忆录和第二手研究资料外，同时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内部讲话记录稿，新华社编《内部参考》，云南、吉林、陕西、上海等省市的原始档案资料，未出版的《林克日记》（手稿），对事态的演变展开逐日的排比披露，从而使“党内整风”与“反右运动”之间关系以及如何导致最后结果的线索一目了然(56)。杨奎松在其著述中设问：“如何解释一向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而且以后也没有悔意，由此引发了以后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复原1958年毛泽东所面临的相当复杂的历史局面：其一，1957年底美国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其二，同年7月下旬，苏联以不平等的条件提出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其三，1957年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错，《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的誓言，随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当把毛泽东的决策思路嵌入这样一个中——美——苏三角关系和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多重因素具体语境下时，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其［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研究者不应“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这样，仅仅从毛泽东“好大喜功”和“争风吃醋”的个性因素解释他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维护，显然只是一种相当表层的评论(57)。
还有一部分很有价值的毛泽东史学的研究成果也要提及。“文革”后期上海部分历史学家遵奉毛泽东的要求，为若干历史典籍进行注释。如今，这些学者结合自己的所感所受，再次对那段历史及其自己经手注释过的史书，给出其“当代涵义”的再诠释。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这些作者的价值取向表现鲜明，但不应因此而忽视其历史功力的深厚度和历史体悟的深刻性。例如，复旦历史学家朱永嘉根据毛泽东1969年春夏之交读《南史》的原始记录之痕迹，如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等等，体会出毛泽东的阅读是“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随之将“《南史》语境”和“毛泽东当下语境”这两个交叉的时空秩序融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诠释和解读②。这就使读者对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决策之心路历程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历史学家刘修明曾参与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古代历史文献并印刷“大字本”的工作，其中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和散曲等体裁共计86篇。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
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59)。这些“大字本”透露出了毛泽东垂暮之年的焦虑和思考，其信息价值弥足珍贵。如“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当年12月8日布置排印《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12月31日，布置排印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自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据张玉凤的回忆，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病情(60)。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据此，刘修明认为：“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61) 诸如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更无疑直接反映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62)
不用说，历史学阐释在此展现出了“用史实说话”的内在震撼力，从而使人明白“前人的脚步‘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行进”一类“情境逻辑”的足迹。在历史的漩涡中，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好恶、情绪，乃至偏见和误会，大到那些宏观的社会发展取向，小到细微的心理折射反应，都可能对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的生成实施着挥之不去的“干预”影响。简而言之，在历史主义的研究语法中，所谓“偶然”中恰恰可能蕴含着“必然”的因子。
当然，从理论的抽象性品格的角度考虑，无论描述的细节多么详尽，叙事终究超不出经验直观的知觉（perception）层面。正如一位著名学人评价一部重要的“文革”史书是“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63)，可谓中肯，值得举一反三；而且，就具体事件的考据性复原，又极容易因史家刻意的精心投入，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长时段”历史观察的视角。这样，被牺牲掉的恰恰是历史学所特有的跨代际、超生理（即超越个体生命局限，而使人们可能观察数千年的人类连续性的行为和思维过程）的本能优势，反而陷入因对意识形态介入所必然产生的“权力对历史的扭曲”的敏锐反感，而产生出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任何要素，包括其中的若干合理性要素，一概持不屑和排斥的态度，这就可能在史家“忠诚于事实”之“家法”的深层内核中，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主观陷阱”。
五、简要结论：“毛泽东问题”的开放性
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们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但是，在上述各家关于毛泽东的评论中，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产生相互协调的任何迹象，在理论逻辑的角度上，也并未显示出为各派论述所可能共享的某种“中立”的思想因子。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一个晴雨表和参照系(64)。但是，这个参照系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多元镜像，在很强的意义上，目前这种张力已明显陷入了某种激进的实质性“思想”(65) 困境之中：
一方面，姑且不论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辩论，即使形式上保持着缜密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或在严谨的史料排比中重现各种微观细节的叙述之中，其骨子里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正、负“情感——情绪”的必然牵扯，很难像史华慈对待“中国研究”那样，给出一个试图超越了“爱”（崇拜）与“恨”（厌恶）以后的那份“尊重”。因为我们本身摆脱不了因涉身情境而引发的焦虑关切，而这种“焦虑”则正是此一现实研究最为重要的激情能量的来源之一。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派别林立，激辩迭起的“喧嚣”场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可能达成某种接近于一致性的审视和判断，而激烈的多元论辩自身就饱含着明确省思指向的厚重意义。但我个人则顽固地相信：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可以被轻易贴上YEs或NO之类记忆标签的话，那它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和最无聊的事情。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的“丰富多彩与卑灿交加的人类处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66)，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恕我直言，当下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掩盖不住“绝对的真理宣称”远超过“审慎的基本预设”的事实。但是，历史的沉积早已警告过我们：自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自己的追求正在趋向“至善”（ultimate good），恰恰隐藏着极其危险的过失。因为，一旦当研究者失去了质疑自身深埋在意识深处的“那些未经审查的知识预设”（the unexamined intellectual assumptions）时，必将无意于清理自我判断的杂质，甚至会不自觉地乐于炫耀那些属于“人”不可避免的限制与缺失(67)。特别是当那些某一信仰体系上的价值形成固化的褊狭之时，离历史遗赠后人之明理和教训的本意，只会日趋渐远，诚如犹太格言所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也。
另一方面，每当读到毛泽东，卢梭的身影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一个精神深层孤独到不可替代程度的思想怪杰。无论如何评价卢梭，但似乎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制造精神悖论的天才，包括所有的那些“公意”与“众意”、政治与宗教、目的与工具、悲悯与冷酷、狂傲与自卑、执著与算计……如果说，就其本性而言，在任何意义上权力自身都更容易地与人性之阴暗一面保持着挥之不去的紧密粘连的话，那么，毛泽东与卢梭之最明显的不同则在于，前者还实实在在、完完整整地充当着一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并极本能、极善于权力运作(68) 之政治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给毛泽东一个明晰的定位，就似乎比梳理卢梭思想的复杂理路更加艰难。面对这一艰难，中国的研究者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它反而要求学人更加“深入”去体察、解析和探寻（不是议论所引发的判断），需要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去抽象毛泽东“俗语”之中所隐含着的“思想——精神”要素。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那样具有原创性深度的关键性分析命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力雄关于“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69) 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思想悖论的某些核心部分，的确可圈可点；也有评论者引用波普尔“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70) 的论述予以支持，但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雅各宾专政之道德悖论”的中国变异版本，还未见系统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刻论证。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已经不限于对于毛泽东本人之功过是非的评说，而把我们反思的视域扩展和提升到了另一个深入的层次，它所涉及的至少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精神。
总而言之，以上的一切都在明确地表明，“毛泽东问题”（the Mao's Problematiques）所引发的“理论——学术焦虑”已经爆炸在中国学界各行学者的“灵魂深处”。这里借用史华慈的“Problematiques”一词，恰恰是因为该词所蕴含着的模糊性(71)。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批判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祈望，而赞誉者则强调一种中国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一交叉十字架的冲突与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将成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的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确解的“奥秘”。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是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陈述，因为历史自身是一个开放着的、也很可能是一个循环着的进程。
注释：
① 此处使用“政治意识”（political sense）而没有使用更为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大致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对自己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如是，本文中思想评述的各种流派，显然不完全属于此一类型，虽然其中各派评论都难免沾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政治意识”则能更为确切地体现本论题的这一特征；其二，在被列举的各家评论中，既有严谨的推理论证，又有经验的感受描述，还有即时的随意点评，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这样，更具模糊性特征的“意识”一词就恰好适用。
② 这里所谓“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区域，其论著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即使排除掉那些平庸的应景文章，其中众多论述也颇有见地，学科和观点也呈多元化分布。但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者的观点以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根本冲突为限度。对于这部分研究论述的评介，需另文专事分析。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另见：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文汇报》，2007年11月7日。
⑤ 老工人：《反击“石文”，打响毛泽东思想保卫战》，乌有之乡网站www. wyzxsx. com 2007－11－25。
⑥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求是》，2008年第7期。
⑦ 《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公布》，新华网，www. xinhuanet. cn 2008年2月22日。
⑧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⑨ 同上。
⑩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4页。
(11) 同上，第1666页。
(12) 我曾在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的文字稿中曾提出过这一疑问，但编辑认为游离了主题而做了删节。在正式发表稿中，我又将其补入。参阅：萧延中、曾子墨《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史林》，2007年第8期。再，将来出版此一阶段的《毛泽东年谱》，将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年谱需要逐日记录，以上疑问必得冰释。
(13) 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 参阅：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丁盛口述《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据说，“林彪事件”的另一位重要当事人邱会作的回忆录也即将出版。虽然我们目前对他的陈述还不得而知，但它将对研究此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则是无需赘言的。
(15) 参阅：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共分“林彪事件的再认识”、“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问题”、“关于‘设国家主席’及其林彪篡党夺权问题”、“关于林彪阴谋政变杀毛问题”、“关于林彪‘叛国投敌’问题”、“文革中林彪事件的一些思考”、“林彪事件的影响”七个专题，36篇专业论文，全书1000余页，是民间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国防大学已故著名学者王年一教授最早并一贯地坚持重评“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值得后来之历史学人勿忘铭记的。
(16) 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7) 《党史专家石仲泉羊城开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信息时报》，2007年1月12日。
(18)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载《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页。
(19)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页。
(20) 同上。
(21) 参阅：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第1－2页。
(22) 参阅：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
(23) 参阅：李慎之《李慎之全集》（三卷本），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版。
(24) 参阅：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
(25) 刘自立：《毛的非主义主义和非教旨教旨》，http：//www. wretch. cc/blog/philosopher9&article_id=4205699。
(26) 参阅：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
(27)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05页。
(28) 同上，第225－226页。
(29) 任不寐：《学术视野中的毛泽东的思想》，http：//bmzy. 126. com.
(30) 均引自：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2页。
(31) 李锐：《彻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载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32) 参阅：萧功秦《新左翼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翼”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2003版，第406－414页。
(33) 中国“新左翼”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是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霸权（quoted from wiki； cultural hegemony）、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则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参阅：童小溪《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3月号。
(34)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义、郑文龙编，《浩劫以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72页。
(35)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http：//www. chinampaonline. com/lunwen/maozedongwenge. htm。
(36)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所作的批示。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37)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38) 王绍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http：//www. strongwind. com. hk.
(39) 参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40) See， Carl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tr. by M. Konzett & J. P. McCormick， in Telos， No. 96(1993)， pp. 130-142； Alessandro Russo， How to translate“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7， Issue 4 December 2006， pp. 673-682； Tom Crump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4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42) 同上，第14－15页。
(43) 吴明：《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新中国》，载《导师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4) 佚名：《孤独的毛泽东》，www. wyzxsx. con/Article/Class14/200709/23852. html.
(45)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 2004－4－8.
(46) 武振荣：《论“十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新世纪新闻网（www. newcenturynews. com）2006－11－15.
(47)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2004－4－8.
(48) 参阅：水陆洲的《文革简论》，该书由“乌有之乡”网站连载。此文当属为毛泽东辩护的最著名的网络文稿。另参阅：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中国与世界》，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期。
(49) 参阅：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任军锋译，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9页。该文被视为政治思想史之剑桥学派的奠基性文献。后收入：Visions of Politics， vol. Ⅰ，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7－89.
(50) 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55、653页。
(51)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www. xschina. org. 2008－6－24.
(52) 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二闲堂文库》，www. edubridge. com/erxiantang/library/2010－2－20.
(53) 参阅：黄化《名著与瑕疵——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www. xschina. org.
(54) 参阅：www. yangkuisong. net和www. shenzhihua. net.
(55) 沈志华：《档案：还原历史真相》，2005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
(56) 参阅：沈志华《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72－83页；《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之二》，《香港传真》（内部刊物），№2007－79，2007年11月15日，第1－54页（单行本）。
(5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58) 参阅：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9) 这些毛泽东指示注释印刷的大字本古籍是（括号中是其指示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傅奕传》（1972年12月8日），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1972年12月31日），《史记·项羽本纪》（1972年12月31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晋书·刘元海载记》（1973年7月），《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传》和《旧唐书·李想传》（1973年2月7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1973年6月），《史记·汲郑列传》（1973年6月19日），《旧五代史·李袭吉传》、《史记·陈垂相世家》（1973年7月），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5日），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咏荆轲》（1973年8月至9月底），《后汉书·李固传》、韩非子《说难》（1974年4月4日），韩非子《孤愤》（1974年4月），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1974年5月10日），晃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1974年6月），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1974年7月），《后汉书·黄琼传》（1974年11月20日），洪皓《江梅引》（1975年3月27日），蒋捷《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汤显祖《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1975年4月4日），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张元干《贺新郎》（1975年4月18日），吴潜《满江红》（1975年5月3日），张元干《石州慢》（1975年5月31日），陆游《渔家傲》（1975年6月上旬），吴锡麒《梧桐树》［一舸］（1975年6月4日）。
(60) 参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5页。
(61)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1页。
(62) 参阅：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9页。另见：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666页。
(63) 参阅：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www. xschina.org
(64) 我们所说的“毛泽东热”是指社会舆论和群体心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其中包括赞颂与批判两个方面。我曾在某一场合表达过这个意思，即是说人们对于毛泽东，你无论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会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想到他，谈及他，“甚至你想忘掉他也不容易”。参阅：《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Sohu网新闻栏目：2006年09月05日；该访谈的整理版发表于《中国大陆研究与教学通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第78期，2006年12月。
(65) 我极其赞成史华慈间接地对“思想”一词之理解所做出的界定。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一个重要注释中说：“我所使用‘history of thought（思想史）’一词，而不使用‘history of ideas（思想观念史）’或者‘intellectual history（智性思想史）’，恰恰是因为‘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个词可以用来包括认知（cognition）和推理（reasoning），也可以包括自觉的意图（intentionality）、想象（imagination）、思想感情（sentiment）、诧异（wonder）、困惑（puzzlement）以及无法简单地编入电脑程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其他很多方面。此外，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受欢迎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思考的过程，也可以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惰性的态度（inert attitudes）这样已固定的思想‘产品（products）’。一方面在本书中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属于‘高层’文化的文本的思想上，另一方面，我的关切也不仅仅限于按某种狭义的理解可以为其贴上‘智性（intellectual）’标签的那种‘思想’。”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423.
(66)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6， p. 16.
(67)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61
(68) 白鲁恂（Lucian W. Pye）秉承拉斯韦尔（H. D. Lasswell）关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研究思路，对毛泽东的权力倾向做出过细腻的研究。尽管就这一具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视角学界争论不断，但白鲁恂独树一帜的透视，仍不失于明显的启发性。参阅：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Mao： in the Leader），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三部分“作为公共角色的毛泽东”。
(69)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31页。
(70)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71) 参阅：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载《人文寻求录》，香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来源日期：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