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3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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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参阅Louis Galambos (ed.), The New American State. Bureaucracies and Policies since World War II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在美国,大部分的高等院校首先是民间(尤其是教会)办起来的,因此它的高等教育财源的多元化是西方最突出的,世界上很少能找到一个跟它一样的国家。它的邻居加拿大就不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英联邦的制度,还是公立大学为主、政府办大学,虽然这些年来,来自于私人、产业界捐款的部分越来越多,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美国那个程度。

  

  促进大学财源的多样化,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国家的遗产税、所得税,这方面法律的改进会大力推动公民(包括个人、民营公司、民间社团)的公益捐献。(美国的遗产税率之高,使得富人子女不易坐享其成,因此民间捐献公益的规模巨大。据报道,1999—2003年,美国最大的五十名捐献者,最高的捐款额(比尔·盖茨夫妇)将近两亿三千万美元,最低的是九千五百万美元。他们捐款中的大部分与教育事业有关,总额达三百六十六亿美元。详阅Michelle Conlin and Jessi Hempel, “The Top Givers.” BusinessWeek, Asian Edition, December 1, 2003, pp.52—66.)另外你问,大学是不是会拿哪个的钱听哪个的话?我想这可以参照一下国外的经验,至少据我所知,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如果来自私人和基金会的捐款,在给钱的时候,他们只能提使用的大方向,但是不能够对学校的自主运作施加影响。举个例子,比尔·盖茨1990年代初捐了一大笔钱,几千万美元,给哈佛大学计算机系,回馈母校。他的要求就是把这个钱设立几个研究信息科学技术的讲座教授席位,但是招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标准,那完全是按照哈佛的统一学术规章,校规不允许任何人以捐款作为手段,来影响大学要招聘谁。这个学术独立的基本制度非常重要,否则你大学不是要办成私人公司了吗,是不是?很遗憾的是,中国内地还没有一套相关的法律,来保障民间捐款的捐方和受方的权益。比如说,今年某人捐了一千万元,设立一个讲座教授席位,过了几年,听说这家人有人倒霉了,那校方就把他捐款人的名字抹掉,这个是不行的。在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等等在发财起家的时候,都做过很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肮脏的事(详阅两部有关美国早期的暴发户家族史,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San Diego and New York: Harcourt, 1934 and 1962); The Money Lords: The Great Finance Capitalists 1925—1950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72).),但是如果他们家人后来捐了钱,设立讲座教授席位,你不能说,一两百年前你们家祖先走私军火、在第三世界掠夺石油,因此我们决定把你家的名字给抹掉!你这样朝令夕改、翻来覆去,人家哪会捐献啊?人家花钱是买名誉的!还有就是法律上要保证捐款使用的透明度,保证这个钱要用在对学术研究和教学最重要的部位,否则你是不大可能指望校友们捐大笔钱的。比如讲到对母校的回馈,我就听到很多人讲,我干吗要回馈这个学校?你给钱,谁知道他把这笔钱花到哪儿去了?这种抱怨现在是很普遍的。

  

  问:如果北大按照您所说的模式进行制度改革,从行政主导转到学术主导,那么北大岗位上的那些干部是不是面临失业啊?(哄笑,掌声)

  

  丁学良答:有些会下岗,因为现在行政冗员太多,但有能力的高校管理人员不会失业的,这样的人才中国只嫌不够。比如说,海外的大学通常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监管机构,校董事会,权力很大啊,招聘校长、副校长,它有很大的权力,能决定学校里面大的结构的变化,还能决定学校重要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的变化。香港科大校董事会的组成,成员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西方很好的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是教育工作者。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是政界和文化界名流,大部分人是比较成功的公司的创始人或董事长、总经理。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你这个社会如果办不好一所大学的话,对全社会可持续的长期发展能力会有很糟糕的影响,所以校董会对科大体制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假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的管理层里,大部分成员自己受过很好的大学教育,同时又以开放的心胸从国际上吸纳先进的经验,他们就会很有力地帮一把,促进从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化。制度是决定人的,但是也不要忘记,组成和改变制度的也是人啊,是不是?国内的大学体制这些年来也有部分的改善,你看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比起三十年以前就不一样了,三十年以前,学生要报考哪个专业根本就不能自由选择,是单位决定的,现在至少不会有这个现象了吧?就是说还是有进步,只不过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快。我跟所有要到中国来做研究或者做实业的洋人同学、同事、朋友们讲,你到中国去做事,要永远记住两句话: 第一,Nothing is easy,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第二,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记住一句话就会摔跟头。搞大学改革也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但是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要花费老长的时间就是了。

  

  问:我们大学很多院系里面的好教授,他们学术做得很好,最后他们的归途都被拉去做什么主任啦、院长啦,然后每天在飞机上飞来飞去,这肯定对他们的学术有影响。您认为这种管理人员和教授集于一身的制度好不好?如果不好,有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

  

  丁学良答: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抱怨了。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美国同学常有牢骚,说有些名教授,这个周末在华盛顿,下个周末在莫斯科,再下个周末到北京,做什么外国政府的、世界银行的、联合国的顾问啦,都是这样。著名学者担任大学里的行政职务,既有弊病的一面,也有它好的一面。(对这个问题,杰出的科学家张立纲有独到的见解。香港科大把他从美国的IBM实验室请来,聘任他为理学院院长,以后又遴选为学术副校长。他在回顾从学术研究转到行政职务时说,担任院长一职对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他自己把做院长看成是“take a risk(敢于冒险)”。这篇采访写道:“真正难以克服的是心态。做了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以后,张立纲发现自己心里其实还是很想做研究工作,看着别人做研究出成果,‘你会觉得其实这些成果我也做得出来,如果自己有时间做的话,可能比他们做得还好’。为了扭转这种心理的误差,张立纲告诫自己一定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把学校里任何一个成果当成是自己的成果,并能够对自己说:这个成果太好了!’

  

  “张立纲实现这种角色转变只花了很短时间,在做副校长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再做研究工作,而他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第一,如果你还做研究工作,其实你在和其他人竞争,大家就很难和平相处。这两个角色不可能同时扮演好。第二,很多人在做了很高级的研究之后退休了,但退休后还在做各种研究工作,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好处在于钱容易挣,坏处在于,即使你已经不做研究工作了,你的讲话还是很有权威,而你其实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工作的性质,你讲的话有时候是错的,但大家迫于你的权威都接受了,这是最可怕的。我赞成一点,如果做研究到了我们这个阶段,你可以帮他们找钱、找人,但是最好不要再搞研究。一方面要适应你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要真正从研究领域退出来,给后来人空间。我现在常听人家说,我已经做了校长了,但我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不忠实本职工作的人一点都不佩服,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我敢肯定他不可能做好现在的工作了。我这样可能批评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详阅杨学涛对张立纲的采访:《“五院院士”的八年抗战》,《南方周末—名牌杂志》(广州: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004年5月号,第78—80页。)你不能让学术水平很次的人做系主任、做院长啊,这麻烦就更大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做两届,四年左右就换人,不要把一个人做废掉了,你知道吧?常做行政就把一个人做废掉了啊(哄笑),做两届就下来,就像华盛顿一样。当然,也许我说这话是没抽过烟的不知道抽烟的快活,没做过官的体会不了做官的甜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做过全职的“官”,只做过“代官”,在澳大利亚当过短时期的中心代主任,在香港做过更短时期的代部主任。我知道,你上去以后下来就难了。而凭良心讲,本来在一个领域里做点研究,辛苦地混,还能混口饭吃,几届做下来,学术上跟别人的差距拉得很大,再赶就赶不上去了。你看就像我这样脾气不好的人,到时候人家修理你,一脚就把你从椅子上踢走了。所以就是从这个安全角度出发,我也不希望自己荒废时间在做“专业官”上面,所以就这么姓过几次“代”,呵呵。(鼓掌)

  

  问:丁教授,我坦率地讲,你的文章比你讲得要好,我想问是不是跟你喝没喝酒有关系啊?

  

  丁学良答:是,我刚才没喝酒就来讲了,恐怕影响效果。(哄笑)

  

  问:我想接着问一个问题,你在开始讲的时候,说你对北大、清华一直很关心,那么如果你现在主持北大教改的话,你认为北大最大的弊端在哪里?你会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对张维迎教授他们主持的一套北大教改方案,你有什么评价?

  

  丁学良答:如果我在北大搞改革的话,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吹风”,吹国际风、吹世界潮流风。科大在香港做过这个事情的,在没有吹风之前,香港的高校里面,很多人还不怎么清楚自己的学校跟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标准已经差了多少,差在哪里。(2002学年伊始,哈佛大学计划对该校的本科生教学大纲进行综合全面的检查评估(上一次类似规模的检查评估是三十年前做的,带动了全美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以迎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大势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校方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便是邀请外校——包括耶鲁、哥伦比亚、布朗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来哈佛“吹风,”讨论与哈佛大学现有的本科生教育大纲不同的诸模式。这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气质的表征,永远以开放的心态向外界学习。参阅“FAS to Review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Dean Kirby Announces First Such Review in 30 Years.”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October 17, 2002, p.1.)认识到这点很重要,然后你才会坐不住,要想做点事。应该把自己这所大学里最重要的那些系、科、学院先排出来,到国际上请一流大学里面的著名学者和管理者,来讲他们的大学、院、系、研究所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的研究和教学是怎么做的。每个月安排两次这样的演讲,提供他们来回的飞机票,住旅馆,吃饭,值!这样子一年聘请几所世界知名学府里二十四个人讲下来,北大马上就知道自己差在哪里、差多少,然后就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我在北大的话,我下一步会引进公正的学术评鉴制度,就是每一个系的教员,你自己要升级,要申请长期聘用,你必须要选出来你认为过去做得最好的研究成果,五到十篇,论文也好,著作也好,拿出去评审,按我上面介绍过的“六不准”方法。这个你再反对说不过去了吧?你写的东西,又不是日记、情书,属于你的隐私,不能拿出去让外界的学者评判。

  

  你说我的文章写得好,现在讲得不是很好,我承认。(哄笑)你换一个场合,嗯,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会发现我演讲的比我的文章写得好。(掌声)

  

  问:在2003年“非典”(SARS)时期,我们在北大校园网上看到关于教师体制改革的一些东西,在青年教师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教师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好不容易当了教师,又面临新的危机。我们学生也参与这种很激烈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学校里有很多的年轻老师,他们目前可能不是副教授、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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