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3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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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Altbach在解释为什么新加坡等亚洲小地区难以发展成“东方的波士顿”,即学术研究和知识经济的重镇,第一条原因就是规模的限制:因为“规模创造协同配合,令学者之间和大学之间有更多的合作与竞争的机会”。小地区里大学本身对社会产生的综合效应也小,大学除了专业技术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发展和改进发挥观念上的领导作用。从社会对大学的期待这一点,从大学在社会里面担当的超越于纯粹专业之外的示范效应这一点,更不要说从优秀的生源对大学的刺激来讲,中国内地不能说完全没有比较优势。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自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人员多年保持稳定的增长,在海外积蓄了大量的人才。(据《人民日报》(英文版Online)2003年1月28日报道,从1978年至2002年底,由中国内地出国留学的总人数达五十八万,其中的四十三万人尚在海外工作。)如果国内的大学体制改革能够做得比较像样,那么海外的华人人才的资源真是会源源不断地流转回来。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给大学教员的待遇有高有低,你中国内地的经济条件怎么能够到国际上去招人呢?这个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你向国际上敞开招人,意味着你必须提供国际上最高的待遇,这是两码事。一个开放的招聘体制只不过保证了:在你给定的资源和待遇的条件之下,你在国际人才库里招得到可能的最出色的人。以你资源的不够来否定招聘教员的国际化,这是一种错误的论证。

  

  这也涉及到我自己,就是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老早就希望能回来教书,到现在也没成。这么说吧,国内的大学能够朝我所期待的方向多改一步,对我们这样的人的吸引力就增大一级。回到国内的大学,某些方面不如在国外,但是在有些方面国外是比不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海外的听众基本上就是专业人员,超出专业人员以外,没有多少人听你的,因为你跟他们的关切不一样啊。我回到国内来讲课可就不一样了,我的关切就是这个社会的关切,虽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人家就跟你辩论,甚至批判你,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也证明了你没有白说啊,是不是? 问: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你讲的“三级一界”的评审中,如果评审委员会通过了它的这个层级的要求,而系主任或者院长反对,您认为他反对的可能理由是什么?在您刚才所说的里面,我看不出来系主任或者院长的反对,对评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同意也好反对也好,都会提交给上一级。还有一个问题是,北京的大学实际上是在同一级别上对不同领域的教授给予不同待遇的,比如说经济系不同于哲学系。您认为在一个研究型大学里,或者说在大学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种现象是值得提倡的么?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个现象,就是跟商业社会联系紧密的学科,教授的待遇高,那些更像象牙塔的纯粹学术性的学科,教授的待遇低,这公平吗?

  

  丁学良答:第一个问题,系主任或院长投否定票,在什么情况下有这样的可能?我想关键还是外界的七封信哪!如果七封信请的都是大牌教授,有六封信是支持你,但是也没有支持到很热烈的程度,一封信有力地反对你,反对的振振有词,委员会通过了,系主任或者院长可能会说不行,因为他还考虑到往上递的时候,学校那个委员会,是权力最大的委员会,它把你否掉之后,名额就不再是系里或院里的了,这对他是很大的压力嘛,你丢掉一个名额,以后就少一个人干事。还有一个情况,在评审过程中,研究型大学最强调的是研究,但是另外两块也都要看看,一块是教学,如果教学实在是太糟糕了,但他的研究实在是太出色了,我想还是可能通过的。如果教学实在是太糟糕了,研究又不是做得那么出色,就可能被系主任或院长否了。还有一块就是大学服务,是很麻烦的,你别看教授参与治校,有权,负担却很重啊,有那么多的委员会,如果今天要你进这个委员会你不做,明天要你进那个委员会你也不做,你说做委员会的工作绝对是浪费时间,我不干!几次下来,系里、院里就会说你对大学没有承诺。可以这么说,院长或系主任所否定的那些人,通常都不是强到那种无可非议的程度,undisputable,没到那个程度。

  

  你的第二个问题,不同的系科之间教授的工资应该不应该拉开,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恐怕几十年了。当美国的大学把不同的系和学院之间教授的工资待遇拉得越来越开的时候,欧洲到二十世纪末期,基本上还是待遇一致,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好的英国教授被北美挖走了。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是得诺贝尔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他为什么从英国跑到哈佛去呢?就是因为撒切尔夫人当首相的时候,大大削减高等教育的资助,他抗议,走了,到哈佛去,待遇比他在英国不知道高了多少。退休以后,他又回到了英国。这么说吧,如果全世界大学教员的市场是封闭的,一个国家大学里的待遇拉开不拉开,关系不大。一旦大学教员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些待遇拉开的制度,一定会从不拉开的那里把它想要的人挖走,这是没办法的事,尽管道德上有些人会谴责。

  

  但是我觉得还得有一个制度上的平衡。每一个国家里的大学,都可以规定“教授最低工资线”,你不能让教人文的、教没有市场效应专业的教授的工资低到根本不像话的地步。还有,中国现在缺乏的——不但中国内地缺乏,所有的华人社会都缺乏——是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资助人文和非实用学科研究的基金会。美国虽然有差距拉开很大的工资待遇制度,但是在社会上争取的研究基金——不是本校分配的,是外部资助的——机会很多。这一块非常重要,竞争到手不但有名声,而且钱很多。比如说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该基金会从1978年正式运作到2002年期间,颁发的各种资助金已达四十亿美元(根据该基金会二十五周年纪念网公告)。),做人类学的、哲学的、文学的美国大学教员,非常杰出的,可以一下子给你几十万美元,对你没有任何限制,只求出好的学术成果。

  

  所以说,一个制度的合理性,常常难以从这个制度本身来孤立的评价,而要把它放在多个相关的制度之间作评价。我本人所作的研究,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市场效应,从个人角度出发,不太希望看到待遇拉得太大。但是我又认识到,待遇完全持平的状况是维持不下去的,要使拉开不至于超出合理的范围,还需要其他许多制度的平衡。

  

  问:我还可以再问一下么?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像那种具有商业利益的、针对企业的研究,应该是靠社会上的资助来弥补。相反,像哲学、人类学这样的,是不是更应该靠国家来弥补资金的不足?

  

  丁学良答:国家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美国也有政府出钱的基金。不过,美国大学里那些做纯粹人文的、非实用的学术研究,更大的资助来源是社会民间。有些人就喜欢这样那样的科目,他很有钱,就捐出来啦,这在美国是很多的(从1997年到2000年,美国慈善事业的总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一。由于受到“九一一”恐怖主义的打击和随后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1年度美国的各项慈善事业的捐赠只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多一点。但是教育事业得到的份额仍然是所有慈善捐款中最大的一块,来自私人的赞助超过一百五十亿美元,十五所得到私人捐赠最多的大学总数达五十亿美元。参阅《华盛顿观察》2002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高校筹钱忙,哈佛依然在大学“亿元户”中遥遥领先》。),这跟国家的税收法、遗产法关系极大。在中国的背景之下,我觉得不仅政府要资助非实用性学科,社会民间也应该有这样的资助团体,中国的遗产税、所得税都应该朝这个方向来配合,不配合是兴旺不起来的。香港目前也在讨论如何修改税法,提高纳税人从捐赠额中获得减税率的水平,以刺激有钱人对社会公益事业捐献更多。比如说,你每捐出一百元,可以从你的总收入(即你个人的交税基数)上减去五十元。(参阅Bruce Einhorn, “Hong Kong Is Priming the Pump.” BusinessWeek, Asian Edition, December 1, 2003, p.66.)我想强调,社会对人文学科的资助本身,也体现了这个社会里面的公共精神嘛!而且政府的资助和民间的资助有不同,民间资助是多元的,这个多元性对社会造成的综合影响,对自由探索精神的培育,意义很大。

  

  问:刚才您讲香港科技大学的评审制度,遵循的样本是美国的一点五流大学,但是我们北京大学改革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请问您对这个怎么看?美国的一点五流大学比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要差一个档次?(笑)

  

  丁学良答:所谓一流、二流、三流是非常相对的概念,我不知道内地讲的一流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美国评比大学有好几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不是毫无争议的。通常多年里能进入全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可以称之为是世界第一流;多年里能进入前五十名的,都可以称得上是“全美国重点研究型大学”(the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ies),也就是接近于世界第一流的。我想北大的改革所瞄准的是,或者说口号是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当然这是很漫长的过程。这个口号本身,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用来刺激昏昏欲睡的状况,使得人有一种奋斗目标的方法,那它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这绝不等于说,这个目标很轻易就会达到。很客观地讲,给定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财政资源对高等教育的支援,包括民间的和政府的,这个态势能够稳定增长并保持下去,如果在制度方面持续改革,中国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迈进的步伐将会更加实在、更大。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你看看现在中国民间对教育的这种期待啊,家庭对子女教育几乎是疯狂的投入,然后再看看中国派出去的,不管是公派、家派,从中学生就开始了,到大学、到研究生,成千上万。所以现在两头都是“瓜快熟了”,两头接不到一起来,只是由于大学体制不好。

  

  问:您认为北大改革模仿的榜样应该是哪一些学校?北大提出来的,我们要模仿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答:模仿世界一流就是要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啊,但并不等于说这个一流大学的水平你马上就可以达到,这是两码事。香港科大为什么模仿美国那两个一点五流的研究型州立大学呢?因为香港科大是个公立大学,它要是选美国私立大学里面那些世界级的著名学府,很多的操作细节不合适。举个简单例子,对于名牌教授的工资待遇,美国名牌私立大学的灵活程度到了你不敢相信的地步,它们要挖人去,可以给你提供比你目前的薪金多一倍、两倍的价码,可以把你最欣赏的研究生一起接受过来,这在香港的公立大学里面基本上就做不成的啊。但是香港科大模仿的美国那两个一点五流研究型大学的制度的根本原则,与世界一流大学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北大这样的大学,中国最好的两三所大学,在瞄准的目标方面,不能太低,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个目标你能够很快达到。不能有教育大跃进的心态,大跃进心态炼钢铁都搞不成,办大学就更不成了。

  

  问: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刚才谈到,在科大教师聘任评审中的三级,最上面一级是校级,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学校有很多的学院、很多的学科,它的总资源是有限的,分别聘任,那它怎么考虑资源的分配?是不是在聘任终身教员的时候,给均衡的机会、不同的侧重?我的问题延伸的话,就是从行政权利到学术权利,是由哪些权利来主导学科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您刚才多次提到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服务,还是应该包括其他的方面?

  

  丁学良答:第一个问题,香港科大有一点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是个新大学,它一开办的时候,每一个系有多少全职教员(就是编制)就已经列出来了。它在招人的时候严格来讲是分三种,第一种就是全职的、有资格申请长聘(类似于美国tenure?track)的,在招聘广告上就告诉你,你有机会在未来的几年内申请长聘的教职。第二种称之为visiting faculty,就是访问性质的,你可以访问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但你进不了有资格申请长聘的系统,你要想进去,必须通过另一轮竞争性的公开招聘过程。第三种呢,因为科大是以科技为主,很多系里有专门在实验室做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编制是另外一个子系统。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每个系的教员总名额是预先制定的,只是如果系里评审把关不严,才会导致名额被上层拿走的危险。不过,香港的经济如果长期不好,以后可能要调整,像美国那样减少全职人员的比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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