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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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到上面学院里被否了,这个名额由院里收回,不重返到你们系里去。校一级否定的,不重返到院里去,由校一级收回。你系、学院的编制少了,但你的工作总量维持不变。狠哪!这样一来,每一级评审机构都要敢于得罪人。这个制度环节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一开始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做好人,这是人之常情嘛!一直到这个附加条款出现以后,情况才开始改变。

  

  校一级委员会里这些人因为和你的专业基本上没关系,他们拿的是所有科学研究通用的基本规则来衡量你,这也是最苛刻的标准,尤其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这些“近似科学”而言。如果委员会同意了,它就会递到分管学术的第一副校长那里。如果学术副校长也同意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副校长不同意,那怎么办呢?副校长可能会把他的否决意见作为终审决定(假如是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终审权在校长手里)。即使委员会同意了,如果被学术副校长否决了,申请人还有一次申诉(appeal)的机会,他可以要求对他的案例进行复审,那么副校长就要组织一个特定的上诉委员会,来重新评审这一个案。不过,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上诉个案都是被否定的,就是说上诉是可以尝试的,但是成功的机会很小。

  

  大学制度演进的催化剂

  

  像这样一套对教员晋升和长聘的评审制度——我再次强调,这是研究型大学教员整体素质的核心保障(这个制度在美国变得越来越严格,因为竞争越来越厉害。参阅 Robin Wilson, “A Higher Bar for Earning Tenure. Junior Faculty Members Find that They Must Publish More and Publish Quickl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7, Issue 17, Page A12—14, January 5, 2001.)——从香港科大建校到现在为止,演变了十二年,一步一步地增加外部制衡的因素,一步一步地增加有利于

  公正、公平的条款。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以后,出现了哪些效果呢?最符合预期的主要效果就是,因为它倚重的外界和本界没有直接的关系,评审人基本上是请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有成就的专家,那些在素质不高的刊物上、不出名的出版社里发表出版的东西,到了国际大平台的外界,基本上就不作数了,所以教员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包括选题、设计、实施、发表,有了面向世界的、精益求精的动机,而且这种严格的自我约束是持续的。同时还有一个效果就是,造成近亲繁殖的那些方方面面的东西被冲击、被釜底抽薪,很难维持下去。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对1980年代末盛行的行政主导的大学体制,从非常重要的部位动了一个深层手术。就像我讲的一样,传统的香港高校制度中,一个系主任加上一个副校长或者类似级别的,就可以决定进人、走人、留人的大事;有了科大的制度以后,这样的一种行政主导逐渐地让位于学术主导。所谓教授参与治校,就是体现在教员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体现在由委员会来选择外界评审人,否则你就再喊“学术标准第一”的口号也不行。科大创校一代里边有人讲过,他们刚从美国的大学来到香港的那几年,处处发现学校里的管理是在专职行政人员的手里——这些人是政府公务员系统的,非常恪守本职、非常敬业、非常高效率,但不懂研究型大学是怎么回事——,创校的那些人抱怨,说你们管得太多了!行政人员认真地回答:“我们就是政府派来管你们的。”现在这种情况淡化多了。科大的教员制度设计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造成一系列良性变化的重要契机,而且这么一来也提升了香港的高等院校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就像我讲过的,在1980年代末以前,虽然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一个国际大都市,香港高校里面的待遇相当好,但是外部人才很难进来,主要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三组制度性的弊端。有了科大的制度以后,香港的高校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外部的人才;外部人才不一定是外国人,很多是华人出去留学,再回到本土来服务的。(在2003—2004学年期间,香港科大的四百五十余位教员来自北美和欧亚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府,百分之八十是华裔。)

  

  下面这个判断不是来自于我本人,而是来自于早先在哈佛大学、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教书的Andrew Walder教授,他曾经在香港科大当过社会科学部的主任,然后又被“香港大学研究资助委员会”聘请为社会科学评审组的召集人;据他讲,到现在为止,在全香港的八所高等院校中,只有香港科大才有这么一个教员招聘、升迁、长期聘请的严格制度,其他的七所都还不具备。出现了这个制度以后,确实在香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性效应。香港的其他几所高校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但是科大的做法对它们怎么样地推动教员做开创性的、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为什么?这里就牵涉到全香港的大学研究资助委员会的评审标准;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从北美、欧洲请来的资深学者,由他们预审香港各高校教员递上去的研究项目基金申请。他们一审以后,再送出去请外部的学者作匿名终审,最后依此来分发研究基金。

  

  结果是什么状况呢?自从香港科大1991年正式招生开学以来的十二年里,在全香港范围内,高等院校的研究基金申请成功率平均是百分之四十八,香港科大的成功率一直保持第一,平均在百分之六十四,有的年份高到百分之九十,远远高于第二名,这样一来就促使对整个香港高校研究基金分配机制的大调整(每年基金总数从1991—1992年度的六千四百万港币增长到2002—2003年度的四亿三千万港币)。科大的成功率高,是因为它的进人、留人、走人的制度是激励人做研究的。(参阅一篇简短却意味深长的报道:Dennis Normile, “Hong Kong: Science University Fears Merger Could Weaken Research Program.” Science, 5 September 2003, Vol. 301, pp.1316—1317.)其他高校要想争取到更多的研究基金,也得在教员的评鉴标准方面作适当的改进,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什么地方报刊上的文章评论都当作“学术成果(scholarly publications)”。科大的向国际上知名研究型大学看齐的制度,不仅使内部的生态良性演化,而且刺激了全香港高校的学术研究生态的逐渐转变。

  

  当然,现在香港科大的制度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香港高等教育资源的缩减和人才流通的全球化。你统计一下全世界比较好的大学近来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字是很惊人的,供大于求,这么一来,全世界大学招聘教员已经是越来越朝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我自己看到的现象,大学制度最开放的那些国家不谈,即便是以前大学教员市场比较封闭的国家,现在也在尝试国际化。日本、韩国已经在逐步地引进新方式,大学聘教员在国际上公开招。现在随着大学教员竞争的国际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那些政府管得太多、体制更加不灵活机动的大学,被迫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体制灵活机动的大学争夺人才。比如,美国的大学里系跟系之间不一样,学院跟学院之间不一样,大学跟大学之间更不一样,这样比较灵活的待遇制度,有利于它在它看重的那些专业方面从别的地方挖人。所以香港虽然现在总体来讲大学教员的待遇非常之好,但是要取决于你讲的是哪些学科、哪些专业。越是被北美的人才市场看好的学科和专业,香港的综合优势(包括待遇和研究条件)越是小,甚至不如人家。(参阅一篇对美国和香港的大学教员工资待遇的介绍,Areader:《美国教授的工资知多少》,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report/gongzi.txT.)举个例子,以前香港科大里边工资仅次于校长的那位大牌数量经济学家,他后来走了,美国有一个大学给他提供的讲座教授位置,年薪据说是三十万美元吧。科大的校长还没有这么高的工资,在香港的高校里,教授的薪金不能高于校长,这里是挂靠公务员制度,给教授加工资的灵活度很小。现在美国的大学给应用型的学科(投资、金融、热门科技、法律方面的等等)里的出色教员的待遇,那更是香港难以长期拼比的。全球化人才的竞争将会迫使香港的高校制度进一步转化,就在今年(2003),香港科大决定推出一个重大的改革,把教员工资待遇与公务员系统脱钩,就是因为不改就留不住那些热门专业里的出色的人,也招不到很好的人来。科大也会对原来的各个系科之间工资相对拉平的状况作改变。在这之前,香港的大学制度下,无论是做文学、历史、哲学、医学,还是法学、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的,你只要是在同一个级别上,待遇就会差不多,那样下去越来越难维持了。当然,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去谴责,说为什么我教哲学的、教神学的钱拿得比教金融的少?难道灵魂问题不重要?在道德上谴责归谴责,客观的效果就是你留不住很多专业里的人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听说香港其他的大学也在逐步地把与公务员挂钩的工资待遇制度突破,如果不突破,就把大学的双手绑得太紧了。

  

  我最后想讲的一点就是,在香港所试验的大学制度的改革,中间有些东西,在内地还不可能马上引进,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引进的,而且引进的条件也基本成熟了。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对大学教员的学术水平、研究成果进行评审的时候,要多多地依赖于外界(external)——“外界”是指与你没有前面所说的那几类关系,并不一定是外国(但决不排斥外国)。这一点真是太关键了!你说,难道要我们中国教党史的人也到国际上去评审吗?对这个问题我有两点回答,第一,看你怎么定义。如果你把党史定义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就完全可以,因为在国外没有党史这个专业名目。第二,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外战争史、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中国军阀史、中国地方政治史、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行政发展史,这样的学者很多,你的研究和他们的课题有很多交叉重叠的地方,当然可以互相评鉴。你说,中国文学这样的专业也要外界来评审吗?你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人的台湾和港澳地区,加上新加坡、东亚、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很多人在用中文做研究,更多人在研究中国文学啊,他们就不能评鉴你这位同行的东西吗?

  

  这“外界”一界,它越是宽广——就是说越是超越狭小的近亲繁殖的范围、越是多元的和普遍主义的——,它促成你的研究视野就越是宽广,你这所大学里面教员的素质也会提升得越来越扎实。一所大学的教员素质被外界普遍地公认,才能保证你这个大学的声誉,才能保证你这个大学能吸引最好的学生,能培养出来比出色的教员更出色的学生。一所大学,无论它坐落在哪里,衡量它的价值最根本的一条,是它里边的教员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自己的学科里做了多少开创性的研究;不仅为你所立足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作出了一个大学应该作出的贡献,进而对全人类的知识、生活、文明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有持续意义的贡献。用一位教育学家的话说,一流的大学必须“既是面向全国的,同时又是面向全球的;既与本地区的现实相连,同时与更广阔的研究世界相连”(Philip G. Altbach, “More than Money Needed to Build a Premier University.” The Japan Times, 20 April 2000.)。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制度性的激励和保障,无论给多少钱,无论吹多少牛,无论校园里盖多少房子,无论铺多少绿草地,最后都帮不了你变成国际上的一流大学。

  

  演讲的问答部分

  

  问:我不是北大的,我是清华的学生,我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北大的改革。您是不是觉得在内地搞大学改革比在香港、台湾更加困难?另外我听说您很早就有回内地大学执教的想法,请问您准备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夙愿呢?

  

  丁学良答:毫无疑问,内地大学的改革在大部分的环节上,难度要超过港台,但是在某些环节上又比他们有优势。有一点,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是一些小型的甚至微型的社会,小型、微型的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局限,就是它们的大学赖以成长的环境资源很少——我刚才引用的那位教育学家P.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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