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任剑涛 许章润 等:宪政离我们还有多远?——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4 次 更新时间:2012-05-21 14: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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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政离我们还有多远

  ——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高全喜 任剑涛 许章润 姚中秋

  刘 毅 支振锋 张千帆 马 岭

  翟志勇 毕竞悦 汪庆华 李洪雷

  张 龑 田飞龙

  

  【编者按】八二宪法是改革史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以经济先行的常态国家建构具有了正式的宪法基础,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改革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设定了法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和边界。然而,这不是一次孤立、与传统彻底断裂的创新事件,而是在政治决断和根本法意义上对五四宪法甚至《共同纲领》的一种结构性的回归。正是在具有回归内涵的改革进程中,新中国的法统才具有了宪法上的连续性和正当性,改革才始终在相对保守的改良主义轨道上前进,而没有演变成再一次的激进主义革命。自八二宪法始,中国赢得了三十年的改革建设稳定时期,迅速在经济、社会、民生、法治等诸多层面形成了某种“中国经验”且颇具规模化和结构性意义。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改革宪法”,一部在执政党领导权体制下的宪法。八二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中写下了内涵极其丰富的宪政民主制度要素,但其条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进程并不显著。“改革宪法”已然确立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的理性逻辑,并且承诺了对法治国家与人权保护的追求,但其政治理想和权利蓝图依然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远,群体性事件与维稳体制的相互刺激与恶性互动时时提醒着我们关于中国宪政的制度现实。百年共和的宪政转型还有待时日,历史三峡之关键隘口横亘国人面前。

  值此时代背景与历史时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2年4月1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联合举办了“宪政离我们还有多远——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宪政研究领域的十余位中青年精锐学者对八二宪法的相关专题展开深入讨论,期望总结经验,凝聚共识,直面问题,透彻学理,为八二宪法的更好实施和中国宪政转型的理性和平展开提供必要的智识框架和实践指南。以下为会议记录全文。

  

  第一节 百年共和脉络中的八二宪法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今年是八二宪法三十周年,又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纪念性年份。去年围绕辛亥革命在两岸四地的华人圈子内举行了诸多纪念与研讨活动。今年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延续着这种以“革命—共和”为主线的历史追溯与意义求索。今年还同时是“一中各表”框架下的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国共两党在革命的二十世纪各自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建国与共和立宪努力,其具体路径与现实成就固然有别,但历史意图与政治理想却渐然靠近。新旧共和如今在海峡两岸仍呈现复杂的竞争与互动态势,整体中国的现代立宪过程尚未完成。在此时刻,我们北航高研院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联合举办关于八二宪法的学术研讨会,其旨趣就不仅仅在于八二宪法,而更扩展至八二宪法所根植的百年共和历史,试图为更好地理解、实施与完善八二宪法提供更为厚重、丰富的历史与制度解释框架。对于包括八二宪法在内的数部共和宪法与数辈政学中人所共同奋斗其中的现代中国宪政转型过程,不仅需要基于“同情”之“理解”,更需要基于“理解”之“同情”。八二宪法有成就,也有缺陷,我们今天就以严肃的学理讨论来敞开这一改革宪法的历史氤氲和制度脉络。首先有请任剑涛教授发言。

  

  国家形态与宪法解释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如果人们想对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八二宪法)做一个估价,估价的条件之一是预设恰当的知识性前提。这一前提,也可以称为宪法解释的知识进路。人们较为熟知的一个进路,是规范宪法学的进路。这是以法学家为主的解释进路,基本上按照文本分析把宪法作为规范性的文本结构加以对待,并循这样的路径,对宪法的基本内容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探究。规范宪法学的基本预设是称之为“宪法”的文件,均具有宪法性的规范性保障。因此,这一分析进路,便把八二宪法天经地义地当做民族国家的根本法来对待。另一个进路,就是高全喜和陈端洪等学者倡导的政治宪法学进路。这是从政治变革的角度,探讨如何为宪法聚集政治资源,并着力透视宪法文献中的政治蕴含。这样的进路,不再将那些命名为“宪法”的法律文件,视为天经地义的国家根本法,而试图对那些真正发挥国家根本法作用的法律文件,进行宪法的政治还原。但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宪法的知识预设,实际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形态的预设背景来处理宪法解释问题的,似乎都还不足以真正理解八二宪法的国家指向和政治意涵。

  我想强调的是,以民族国家为预设背景来分析八二宪法,恐怕不足以理解八二宪法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内在一致性。很多论者认为,八二宪法超越了前三部宪法,甚至超越了共同纲领。我认为,四部正式宪法的内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差异仅仅是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远和近、深和浅的问题,在宪法的基本精神观念上,前后四部宪法并不存在结构性的改变。假如预设八二宪法一定比前三部宪法好,起码会遭遇两次跳跃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解释:一重跳跃是从八二宪法直接跳到五四宪法,越过七五、七八宪法。因为八二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五四宪法的回归。五四宪法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八二宪法甚至还没达到,七五与七八宪法更存在明显缺失。另一重跳跃就是,如果说七五和七八宪法是延续革命的宪法、阶级斗争的宪法,那么从其政治规定性来讲,八二宪法不过是对这一政治路线的校正尝试,而不是对四部宪法中共同存在的宪法精神的总体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四部宪法都还不是真正要确立民族国家的根本法。于是人们不得不跳回四部宪法的一贯性上对之加以审视。这种解释跳跃的出现,就是因为解释者仅仅着眼于宪法文本和民族国家的对应性关系,而没有跳出这一框架寻求新的解释出路。

  审视八二宪法,并一直回溯到五四宪法,恐怕一定要明白一个前提,那就是创制宪法文本的中国,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的特殊形态——政党国家。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态上的差异,必然会投射到宪法的结构与功能定位上来。就本来的意义上讲,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它一方面是一个政治文件,另一方面是一个法律文件。作为政治文件来说,它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种种超越个人与组织意志之上的一系列基本规则的抉择;作为法律文件来说,它是对其他部门法的根本法精神的总体化、原则性表述。政党国家和民族国家都制定有宪法,它们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政党国家只倾向于强调宪法的政治文件性质,着重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原则进行表述;而民族国家倾向于对一个国家的法律生活、尤其是部门法的基本精神进行系统表述,重视宪法的法律文件性质。就此而言,在国家形态上审视宪法,就意味着制宪时刻可能在政治性和法律性文件之间会有两种不同决断情形。政党国家倾向于前者,因此它无法将宪法从政治文件变成法律文件,国家不过是借助宪法这个法律之名来昭告天下,它据以统治国家的基本政治理由。因此,宪法根本不是实行宪政的国家根本法,而仅仅是对革命的政治成果进行尘埃落定的归纳。这样的宪法,只是种种政治条规的汇编,而不是法律条规的陈列。即使列出一系列法律性的条规,也因为这些条规从属于政治原则,它的司法实践依然必须在政治要求之下委曲求全。在经过这样一种清理之后,我们就能解释八二宪法为什么同以往几部宪法一样,都不能推动中国从宪法走向宪政。

  面对这样的宪法解释处境,我们产生了两种焦虑:一种是理论形态的,由于我们无法按照规范宪法、政治宪法及其他宪法解释的路径,把中国的四部宪法当作民族国家的宪法文件来对待,因此在理论上我们会觉得无能为力;另一种是实践形态的,即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部宪法,尤其是八二宪法被认为是终结革命或者革命转向的一部宪法,仍然不能成功启动宪政进程。中国宪法解释的两种焦虑,是因为没有插入国家基本结构这样一个关键因素导致的。排除国家形态上的差异性,宪法就只能当作国家的根本法来对待,而无法化解宪法中包含的政治张力。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扭曲”形态,显示出历史的合理性与暂时性。合理性在于,它解决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问题;暂时性是指,它解决不了为国家制定一部根本法的问题。政党国家的宪法,便是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状态,落定为一种常规政治状态的刚性规定。这部形式性的宪法,解决不了政党国家的临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正式形态落定的法律规则。就此而言,解释八二宪法,一定要校正民族国家的先设视角,否则不足以理解这部宪法。很多论者认为,如果将政党国家作为一种基本国家形态,那么以民族国家为预设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就不得不做出全方位的修正,与其如此,不如将中国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国家,宪法解释就可以获得某种借助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阐释便利性。这样做,宪法解释的便利性倒是有了,但准确性却没了。在这样一个悖反的条件下,我们不能把政党国家的宪法解释直接搭挂上民族国家的宪法解释的理论系统。把民族国家的宪法理论直接拿来解释政党国家的宪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两者的能指与所指均是错位的。

  八二宪法的文本结构是需要特殊梳理的,这一梳理不是从规范宪法或政治宪法的既定视角可以完成的。为什么八二宪法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宪法,而是一个政党国家的政治文件呢?这是因为这部宪法有三重矛盾性的结构,使它很难从政治文件变成法律文件,从一个政治规定通向一个法律规则,从政治的严格要求通向法律的规范治理。

  第一个矛盾性结构是,八二宪法与五四、七五、七八宪法一样,设置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双重国家主体,就是“党”和“人民”。制定宪法的时候设置双重的国家主体,本身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宪法也是双重的国家主体。但问题在于,中国宪法设置的双重国家主体,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双重主体设定。“我们,人民”,共同作为美国立宪的政治行动主体,“我们,人民”两者之间没有结构性的矛盾,是能够高度统一起来的政治主体和政治意志,我们即人民,人民即我们,我们人民为建立一个国家而制定一部基本法,并共同遵循这部法律。在宪法的具体行为主体上,是以各具独立价值的、单独的个体作为立宪规则的实施主体的,并由此建立起一个旨在保护国家每一个成员权利的工具性国家,国家的这种保护性功能成为美国宪法创制的根本规则。如果一个国家是目的性国家,它是不需要这样的宪法基本规则的。中国宪法的双重主体设定,与“我们,人民”的主体设定不一样,二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党是个集合性概念,人民也是个集合性概念,但党是高度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而人民在宪法中则是以个体身份得到法律角色的。于是,宪法一方面把行为主体界定为公民个人,一方面又将政党这样的群体组织作为高阶的主体加以界定,这中间便必然包含一系列矛盾。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本应该建立在个人主体的基础上,但因组织主体与个人主体同时成为宪法主体,宪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的根本法就变得不可能。宪法正文有部分针对的是个体——以公民个人为保护与限定对象,而宪法序言针对的是一系列群体——政党、民族、阶级、阶层、集团。于是宪法的行为主体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导致行为主体取向的不一致。我们想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把阶级、集团、政党这些东西在宪法里安顿好,而不是在部门法如政党组织法里将其规范起来。因此,本属于部门法的内容,却上升到根本法的高度,这就使得根本法的“根本性”受到了颠覆,或者至少受到了削弱。宪法的根本法内涵变得冗杂无比。另外,“党-人民”结构中喻示着人民对党的意志的高度尊崇。在这样一个主体结构中,无从理顺国家根本法中的个人主体和群体主体的关系。群体主体的定位使宪法无法付诸实施,只有个人主体的定位才能让宪法付诸实施。当个人主体和群体主体共同在宪法中得到主体地位规定的时候,行宪究竟是个人主导的还是群体取向的,就无法一以贯之地确定下来。于是,对部门法而言,保护谁的问题无法得到明确规定;司法机构不知是服从宪法的基本法条,还是服从宪法的政治条规,也限定了法律的程序化运作。

  第二个矛盾性结构是,由于宪法不具有司法功能,司法就直接诉诸于部门法。根本法不具有司法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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