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民辉: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3 次 更新时间:2012-05-21 1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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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民辉  

  

  在教育社会学还没有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之前,社会学的先驱们都曾经对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教育进行过分析和论述。如果把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看作是教育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当然不为过,但是都会引起争议。这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研究就像对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一样,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研究假设,或为了构建一种研究社会事实的方法论体系,而并没有明显的意图构建一门特殊的学科———教育社会学。在这些社会学的先驱中,只有涂尔干对教育的研究将社会学与教育学进行了紧密结合,并用他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论对教育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教育是使年轻的一代人逐步实现社会化”的教育目的观,强调了道德教育对于人格塑造和稳定社会的使命观,明确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观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与因果观。因此,学术界倾向于接受涂尔干是教育社会学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方法论和对于教育的研究文献一直被作为教育社会学的经典,他的工作奠定了教育社会学学科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方向。从现有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文献看,人们对涂尔干的教育研究介绍和采用得多,而对他的方法论与教育论著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多,本文仅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一、涂尔干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1858 年~1917 年)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法国第一位学院式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 年4 月15 日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镇的犹太教士家庭。他13 岁时接受了传统的犹太教受礼仪式,曾想继承父志当一名拉比。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教士,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各种宗教现象的兴趣,这在他的一些著名研究文献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清晰可见[1 ] 。1879 年~1882 年曾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所有着较高学术声誉的学校,吸引和会聚了许多以后对法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年轻人[2 ] 。毕业以后,涂尔干在巴黎附近许多地方的公立中学执教,期间赴德国深造,主修教学法( Pedagogy) ,并研究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他在德国的学术经历最重要的莫过于受到了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的影响和赏识,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德国学术情况报告中,热情赞扬了在冯特实验室和其他地方自己所目睹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他致力于将德国的学术精神传播到法国学术界,期望自己从事的道德哲学能成为一门独立而实际的科学。由于涂尔干在当时出版了德国学术情况的报告以及对当时学术界有影响人物的大量的评论性文章,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关注,他在1887 年被聘在法国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任教,教授教育学和社会学课程。涂尔干将很多精力用在了教育学的教学上,并通过教育学将社会学引进到学术领域,为社会学成为学术领域的一门科学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因此在1891 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在波尔多大学期间,涂尔干除了继续从事教育学与社会学的教学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评论文章。1893 年,他通过了法语博士论文《社会劳动分工论》和关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 的拉丁语论文的答辩。两年后《,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出版,这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又过了两年,他发表了《自杀论》,这部著作集中体现和运用了他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正是这三部重要著作使涂尔干成为当时学术界声名显赫的社会学家之一,也对以后的社会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和主导性的影响。

  建立起了社会学学科,并在学术界和公众领域引起了关注和兴趣,涂尔干便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联系社会学与学术界和公众领域的学术刊物,以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于是1898 年《社会学年鉴》问世,不久便形成了一个法国社会学精英中心———社会学年鉴学派。围绕着《年鉴》,每年都有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和评论,使法国公众可以全面了解社会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加强和促进了学术界和各专门领域的横向联系。涂尔干也在《年鉴》中发表了许多著名的论文和评论,如《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道德行为的决定因素》《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等[3 ] 。涂尔干和他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对于当时的法国和西方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法国学术历史中,涂尔干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启蒙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卢梭(Jean - J acques Rousseau) 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其中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共同意志”的思想对涂尔干有重要影响,因为共同意志的思想直接启发了涂尔干社会团结的思想,使他继续区分和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即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与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并把他们与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别增长,即劳动分工联系起来。

  在涂尔干看来,传统社会是以机械团结为主要特征的,大多数社会成员从事相同的职业、有着共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社会由于相似性和共同性,因此排斥异己性和挑战性;现代社会由于劳动更加专门化,因而促进了社会分化,人们彼此之间更加依赖,每个人都需要别人为他提供服务以满足他的需要,经济交换关系和相互依赖性逐渐取代了共同信念,出现了科层制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形式。

  同样,从涂尔干的思想中能找到孟德斯鸠的影响,特别是孟德斯鸠关于社会整体论的观点使他产生了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功能、协调运转的思想。另外,孔德(Auguste Comte) 和圣西门(Saint Simon) 对他的影响甚巨,因为涂尔干曾多次强调自己是孔德和圣西门思想的继承人。这主要表现在涂尔干所强调道德信仰的约束力是团结的基础,强调分工在彼此依赖的个人之间创造出整合力等论述中。

  涂尔干学术思想的形成,还有赖于许多他同时代人的影响,既有法国的导师和同行,又有外国学者,其中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有40 处提到斯宾塞。还有德国的有机论思想也曾像斯宾塞的这类思想一样,对涂尔干产生了吸引力,在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分中,可以看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关于社会研究的有机论思想,对滕尼斯来说,社会组织———团体的形式越古老,“有机性”就越强,越具有吸引力,越“自然”。对此,涂尔干持相反看法,他认为社会组织———团体的形式越先进(现代) ,有机性越强、越“进步”、越理想[4 ] 。由此可见,尽管涂尔干与滕尼斯的基本论点不同,但他还是接受了滕尼斯有机论的社会思想。这里我们得到的启发是,任何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许多学者包括逝去的和在世的那些人中获得启蒙、教导并产生灵感的,学术是需要继承和发展的,首先要有继承,然后才谈得上发展。不要动不动就想要超越前人,其实大多数所谓的超越,不是没有读懂前人,就是毫无历史感。今天,我们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涂尔干的遗产该怎样继承,是社会学也是它的所有分支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

  

  提到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便让我们想起他的两部重要著作《社会劳动分工论》和《自杀论》。在这两部著作中,集中体现了涂尔干的社会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方法论正是在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解释中酝酿和产生的。诸如他所说的,一个概念,例如因果关系,它是从社会中来的,而且只能从社会中来。集体生活的经验产生了力量这个概念,正是社会使人类想像到一种高于个人力量的力量[5 ] 。这一论述明确地表达了社会和个人现象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现象高于个人现象。社会现象的特征就是社会能对个人产生强制作用,也因此可以根据个人是否产生强制作用来认识社会现象。教育制度像其他社会现象如法律和信仰一样,具有独立于每个人而又迫使每个人接受社会化的特点,而受过教育的个人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这种被文化化和社会化的特征。那么,作为社会个体是如何接受这种“强制”的呢?涂尔干认为,这是一种“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 或“共同意识”在起作用,并将其解释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6 ] 。

  在进一步的阐释中,涂尔干用两个标准来区别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进而区别社会现象和纯粹的心理现象,这就是外在性(extériorité) 和强制性(cont rainte) 。外在性是指社会现象的出现并非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社会的客观反映,所以,集体表象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外在事物,是以道德、宗教、法律和逻辑等种种规范的形式进入个人心灵的。强制性是指作为社会成员或集体的一分子,不管愿意不愿意,对于种种集体表象的规范、形式都得接受、遵守或奉行[7 ]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这种集体表象进行复制和维持,它通过课程、教学法和评估的形式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使学生自觉接受并习惯化这种集体表象。因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教育和集体意识全都是外在的、强制的。“集体意识”、“社会性”以及对法律力量和道德力量的重视是教育的共同基础。在宗教之后,教育就是最明显的共同意识形式。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教育领域中将受教育者客体化的结果,也因此在教育学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不少争论。

  根据外在性和强制性这两个标准,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区分。涂尔干认为,以前对于自杀现象的分析不论从个人精神异常、种族遗传还是从地理环境和民族心理找到的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自杀或自杀运动不是个人事件,而是社会事件,与社会环境的一般状况有关。为此,涂尔干区分了三种与社会环境有关的自杀类型,即自私型、变态型、利他型。对于涂尔干来说,他最关心的是变态式自杀,即由社会的混乱引起的自杀。这种自杀的典型特征就是外在性和强制性,诚如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本身的病理症状增长着自杀率[8 ] 。

  《社会劳动分工论》与《自杀论》两部书先后体现了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该书中,他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社会事实(social fact) ,提出了观察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准则、区分正常现象与病理现象的准则、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和求证的准则[9 ] 。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这一术语的解释中,涂尔干认为“, 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因此,不能把它们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样它们就构成了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10 ] 。由于社会事实是一个抽象物,涂尔干也承认社会事实难以研究,必须间接地分析它们的效果,或者考虑它们的表达方式,诸如法律、宗教条文和书面的行为准等,社会事实的特性才能被揭示出来。涂尔干强调摒除偏见和意识形态对于研究社会事实的重要性。科学的态度要求接受一切感官证据,摆脱先入为主、狭隘的心态。涂尔干认为科学的观念只能来自科学的实践。他要求社会学家研究事物的本来面目,构造反映社会事物真实本质的新观念[11 ] 。这一思想对于当代教育学研究者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我们许多教育学研究者,特别是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些所谓“教育新观念”,只是从别人的思想里、书本和二手资料里得到或推导出来的。根据涂尔干的科学态度,需要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将他们的工作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形成的教育新观念,才能更加接近于社会事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合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

  当我们接触到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时,应当怎样观察和分析它,涂尔干为此也提出了最基本的规则: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那么怎样进行这种物的研究呢? 涂尔干认为,“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要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具有这种特性。供我们观察的材料不是人们关于价值的观念(因为价值是无法观察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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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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