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12-05-21 0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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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  

  

  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结合看来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体系[1]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刑事政策是作为刑法体系之外的因素起作用,还是应当置于刑法体系之中,作为该体系的内在参数而对刑法理论的构建发挥影响?上述问题目前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对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合理的界定,无疑有助于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努力对刑事政策诞生的背景作出交待,并对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法理论中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表达自己的见解。因主题所限,本文基本未论及刑事政策具体如何影响刑法体系构建的问题,这一问题所涉甚广且颇为复杂,只能留待今后的研究来完成。

  

  一、刑事政策的诞生与刑法的实证化

  

  无论怎样定义其概念,刑事政策的主旨在于探讨国家如何有效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出现。在此之前,尽管以酷刑为中心的刑罚制度也被用于恐吓与威慑,但人们对刑罚的运用是不自觉的、缺乏理性的算计,同时也是不系统的。此外,刑罚与国家的政治秩序之间也尚未建立起必要的意义关联。彼时,刑罚的运用服务于旧式的权力操控策略,强调仪式性与公开性,通过向犯罪人的身体施加血腥的、无节制的痛苦来制造恐怖感觉,最终达到维持政治权威地位的目标。启蒙运动与随之而来的刑法改革则预示着一种全新惩罚机制的诞生。按照福柯的说法,这是一种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对于18世纪的刑法改革而言,最基本的“存在理由”无疑是:“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寻求新的方法使惩罚更适合对象和更有效果;制定新的原则以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统一惩罚手段的使用;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路来减少其经济与政治代价。总之,需要建构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与新技术。”[2]刑事政策可谓这种新的惩罚技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使刑罚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的效果。从产生的初衷来看,刑事政策乃是作为指导立法者如何立法的智慧之术而存在。它关注的核心一直是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刑罚来达到控制与预防犯罪的目的。可以说,刑事政策固有的反思性与算计性,不仅有助于有效避免刑罚运用上的盲目性,也为刑罚体系不断改进与完善自身的控制与预防犯罪的能力提供可能。

  在贝卡利亚与边沁的著作中,人们已能发现丰富的近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思想。这些刑事政策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刑法的发展。在《论犯罪与惩罚》一书中,贝卡利亚对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刑罚来惩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3]他提出的社会防卫方面的见解,以及有关刑罚的及时性与罪刑对称的论述,构成其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立法理论》中,边沁更是花费大量笔墨系统地探讨对犯罪之恶的政治补救问题,提出补救方法分为四种类型,即预防方法、遏制方法、补偿方法与刑罚方法。除关注刑罚的预防功能之外,边沁还清醒地认识到刑罚制度的局限性,故相当重视预防犯罪的诸种间接方法。[4]当然,刑事政策概念的正式提出,应当归功于费尔巴哈。在他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费尔巴哈首次提出刑事政策的概念,并视之为与心理学、历史学相类似的辅助知识。[5]

  在近代国家产生之前,自然无法想象会有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的存在。一方面,刑事政策是国家的政治意志与诉求在刑事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刑事政策本身又往往作为国家谋求特定政治秩序的策略性手段而被运用。在此种意义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构成刑事政策诞生的必要前提,不然后者便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与此同时,近代刑事政策的诞生,还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刑罚目的的转变。刑事政策本身是“手段—目的”型理性算计的产物。倘若刑罚始终只满足于本能的报应,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不追求任何外在的政治与社会上的功利效果,则刑事政策便无存在的空间。严格说来,报应论并没有回答刑罚目的的问题,“因为所谓的目的,它的意义指的是追求什么好处的意思。而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应报思想,只是表达了一个‘我要用刑罚﹗’的行动态度,至于针对题目所要问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刑罚?)还是完全没有答案。”[6]与前现代刑法相比,启蒙以来刑法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不再将刑罚视为对行为人所为之恶的报应,而强调预防或威慑[7]作为刑罚之目的。无论是贝卡利亚、边沁还是费尔巴哈,都不折不扣地信奉功利主义理论。就将刑罚仅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言,他们都可谓是目的刑论者。贝卡利亚明确主张,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其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8]边沁也强调,“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发生类似的犯罪。过去发生的毕竟只有一个行为,而未来则未可限量。已经实施的犯罪仅涉及一个人,类似的犯罪将可能影响整个社会。”[9]费尔巴哈则对“法威慑论”情有独钟,明确提出“刑罚的目的可以理解为,刑罚效果的产生是刑罚存在的原因所在。Ⅰ。法律中的刑罚威慑的目的是对潜在违法者的所有人的威慑,警告其不要违法。Ⅱ。科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法律规定的刑罚威慑的效果”。[10]费尔巴哈的法律威慑理论虽与一般的针对第三人的预防或威慑理论有些差别,但同样是功利主义的,正如其所言,“得到充分理解的威慑理论与边沁提出的利益原则实际上是完全相符的”。[11]实际上,此前的启蒙思想家,如格老秀斯、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尽管对刑罚目的的具体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刑罚具有一定的目的。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学者在梳理与总结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时,将“目的论的刑罚观”视为其主要的观点之一。[12]

  二是犯罪学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是犯罪学发展的产物。“刑事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实现其保护社会的任务。刑事政策与犯罪的原因联系在一起,它探讨如何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以便与犯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它尝试确定在刑法中适用的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它斟酌允许立法者将刑法延伸到何种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间不会超过不必要的限制;它检验实体刑法是否作了使刑事诉讼能够得以进行的规定。”[13]只有在对犯罪发生的原因及其规律存在相应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理性地探讨如何有效控制与预防犯罪的问题,而后者正是刑事政策关注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之关系,可比喻成医疗上的诊断与治疗的关系”。[14]没有诊断,何谈治疗?没有对相关犯罪事实的正确把握,国家不可能合理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若无犯罪学上的知识作为决策的基础资料,刑事政策势必沦为一厢情愿的臆测与空想。当然,此处所谓的犯罪学并不特指实证犯罪学。古典时期贝卡利亚与边沁的论著中,即已涉及对犯罪原因与预防对策的探讨。尽管犯罪学的创始人究竟是贝卡利亚还是龙勃罗梭,在犯罪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几乎所有的犯罪学教科书都会从古典犯罪学派讲起,并将贝卡利亚与边沁视为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因而,以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的年代作为犯罪学诞生的年代,应该说并无不当。[15]

  三是政治与法律(即实证法/实定法)在形式上的分立。在中世纪,刑罚的运用只是为了确保领地内政治权威的地位,而与国家无关。真正将刑罚的运用与国家的政治秩序联系起来的是霍布斯的契约论。当然,在霍布斯那里,刑罚只是作为有效维护主权者政治权力的手段,刑罚理论归属于政治理论,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这大体是由于彼时自然法的实证化过程并未启动,所谓的法律指的往往就是自然法,而自然法自始便与主权者的权力根据或来源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霍布斯区分市民法与自然法,但在其看来,二者之间是互相包容而范围相同的,取决于国家的成立与否;在国家成立之后,自然法也就成了市民法,而服从国法本身便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16]贝卡利亚继承了霍布斯的契约论。不过,与霍布斯不同,尽管《论犯罪与刑罚》并不涉及对刑法规范的具体分析,贝卡利亚的刑法理论中指称的法律基本上是在实证法的意义上使用。对贝卡利亚来说,罪刑法定中的“法”当然指的是作为主权者代表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而非自然法。可以说,正是在贝卡利亚那里,“一种以实证法为中心的犯罪与刑罚思想开始萌芽,某项侵害行为得否成立犯罪并予以处罚,不是直接诉诸行为的政治意义,而是取决于行为的法律意义,犯罪行为所‘直接’违反的不再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威(Autoritat),而是隐喻统治者权威、但不会直接明示的实证法(Gesetz) ” 。[17]在贝氏理论中,刑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隐蔽。当然,刑罚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虽然部分地被掩盖,但贝氏并未成功完成使二者从形式上相互分立的进程。毕竟,贝卡利亚的理论并非以实证法层面的刑法规范为根据,而是对当时的刑法与刑事司法制度展开批判,并呼吁建立更人道、更理性的刑法与刑事司法体系。或许也正是基于此,后世的评论者会认为,贝氏的《论犯罪与刑罚》广受推崇,不是因为内容的原创性,而是因为其代表着第一次提出具有一致性且合乎逻辑地建构的刑罚学体系(以取代彼时充斥着混乱、不确定、滥用与不人道问题的刑法与刑罚体系)的成功尝试。[18]断言贝氏并未完成使政治与法律分立的任务,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其“危害”概念。按照贝氏的说法,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19]不难发现,此处的“危害”绝非实证法范畴内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富的法外的政治意蕴。它无异于表明,惩罚的正当根据并非来自于实证法,或者至少并不全然来自于实证法,而来自法外。边沁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尽管他可谓后世实证化法典的鼻祖,但他从来没有惟实证法是从。恰恰相反,对边沁而言,犯罪化的惟一根据源于法外的功利原则。这一点可以从边沁对犯罪的定义中看出来。在边沁的理论中,所谓的犯罪指的是:根据功利原则,一切基于可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被人们认为应该禁止的行为。[20]

  在刑法领域内真正使政治与实证法实现形式上的二元分立,应当归功于费尔巴哈。这是费尔巴哈的原创。与彼时盛行的刑法理论将实证刑法(positive criminal law)仅视为对与事物本质相呼应的终极刑法进行表达的不完美的尝试不同,费尔巴哈的努力主要放在使刑法摆脱这些理论的束缚,他关注的始终是如何强化制定法的实证法权威,以及通过准确而应时的法典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此种权威的问题。由是之故,后世的德国学者认为,虽然将费尔巴哈的理论称为“心理强制说”或“通过法威胁实现威慑的理论”是合适的,但“或许将之称为‘实证法理论’更为正确。惩罚由实证法予以正当化。它延展至并且仅仅延展至实证的制定法—也即众所周知的经公布的制定法—的运行所能预期的范围。这是费尔巴哈理论的真正的本质所在;威慑扮演的是相对次要的角色”。[21]在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作刑法思想史上的梳理时,日本学者庄子邦雄也发现,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主张或心理强制说的立论并非费尔巴哈刑法思想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作为推导出刑罚法规的绝对性格(即在作为法律的刑罚法规中寻求绝对根据)提出的逻辑;费尔巴哈刑法思想中的刑罚法规绝对的思想、彻底贯彻形式上的合法性的法律的威慑思想对后世的刑法学产生了永久的决定性影响。[22]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将刑法完全建立在世俗立法者的权力的基础之上,刑罚的运用成为法律范围内的事务而变得与政治无关,至少看起来变得与政治无关。与贝卡利亚的危害概念不同,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中的权利,完全是一个实证法上的概念,某种利益只有经由实证法的认可才能获得成为“权利”的资格。如此一来,成立犯罪的标准或者说犯罪化的根据便全然来源于实证法,而与法外的政治或道德因素无关。可以说,正是在费尔巴哈那里,可罚性的根据历经重构而开始完全建立在实定法的基础之上;而在此之前,包括贝卡利亚在内的刑法学者或理论家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彼时,人们习惯于从哲学性原理出发寻求可罚性的根据,理论家们“以愚蠢的自我陶醉的态度去嘲笑刑法中极其严谨缜密的概念的必要性”。对此,费尔巴哈坚决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适用刑罚法规时不在法律中寻求可罚性的根据,而是以哲学性原理为依据有违刑罚法规的本质,容易否定法律的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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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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