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查维斯，让民众开始注意“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还要谈社会主义？”毕竟，“社会主义”自从苏联与东欧国度崩溃以后，就只有负面的意涵。在苏维埃式社会主义消失后的许多年来，知识分子与进步势力谈论更多的是：社会主义不应是怎样；而较少论及我们真正想要创建何种模式。
为什么还要谈社会主义？
一些有关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给排除了，譬如，国家主义（statism）、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官僚式中央规划（bureaucratic central planning），某种不尊重差异、想把一切同质化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生产挂帅路线（productivism，指着重生产力的成长，而不关注自然环境保护）、教条主义（dogmatism）、无神论（atheism），以及集中由单一政党来领导整个的转型进程。
至于，“为什么还要再谈社会主义？”其实是大有道理的。我在此引述玻利维亚副总统葛西雅（álvaro García Linera）的话。他于2010年2月8日，在新《玻利维亚宪法》（the new Bolivian Constitution）颁布周年，用非常简明的话向民众说明。
他说，他强调“社群社会主义”（community socialism），那是因为目前的世界，是一个有太多不正义的社会，是一个有大量不平等的社会……在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每年有1千1百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因为医疗贫瘠而死亡……这就像是玻利维亚全部人口，每年死光一次……这个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我们提供能飞上太空的航空器，为我们提供互联网；但是它也让我们每天晚上，有8百万人空着肚子上床睡觉……全世界约有20亿人口，缺乏基本公共服务。我们有汽车，有飞机，现在我们在考虑要去火星。这真是奇妙啊！但是在地球上，仍有许多人无法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仍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受教育。这种社会永远的、不断的在制造危机；而危机，会导致失业，迫使公司关门。财富这么多，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种社会制造出太多矛盾，它带来知识、科技与财富；同时又制造出太多的贫穷，太多的疏失；它甚至不只想摧毁人类，更想消灭自然。从资本主义开始运作的这4百到5百来，成千上万的动物和植物物种给消灭。各地的森林越来越小，臭氧层正在消散；我们目睹了气候变迁，我们那些永远有积雪覆盖山头正在消失。
因此，谈到社会主义时，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与我们亲身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其它的名称。如果有人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词，可以称它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如果人们不喜欢社群主义这个词，也可以叫它为“安居乐业”（living well）。这些都没问题，我们对名称不坚持。
有红酒与馅饼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早先是以为，他可以不触动原来的资本主义运作，而来推动社会转型；那条所谓“第三路线”。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这根本行不通。委内瑞拉的寡头集团，可不愿做任何让步。我们只要来看看：2001年年底所颁布的授权法案，只冲击到寡头财团极小的利益，结果就搞出个政变。一旦政变失败，他们接着就阴谋破坏石油工业，使全国陷于瘫痪。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其他两个事件，让这位总统确信：得另觅他途，得走向另种不同的社会，走向他所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这也让人认清：委内瑞拉民众靠着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根本无法解决那些令人忧心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更无法解决贫困与不平等现象。
2004年12月5日，在卡拉卡斯举行的“扞卫人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世界会议”（the World Meeting of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in Defense of Humanity）闭幕典礼中，查维斯的声明，震惊了整个会场。他说：“我们有必要重头考虑社会主义的历史，挽救社会主义的理念。”
2005年1月30日，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查维斯重申要克服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也警告：我们要重新创建社会主义，但不能再是那种我们在苏联所看到社会主义。也不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再这样做，我们会陷入到“与苏联以往的作为，同样的扭曲状况”。
然后，在2005年2月25日第四届“社会债务高峰会”（Social Debt Summit）上，他说：除了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可取代资本主义的另类出路。但他也警告：那必须是有别于我们所知的社会主义，我们得“创造出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个词，首度出现在公共场合。
我们可确定，查维斯正是那位让人们开始注意到“21世纪社会主义”这想法的人；而在此同时，他又把这个新的社会主义，与20世纪于苏联及东欧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和偏差，做了区分。但是，这个词早已由智利社会学家穆廉（Tomás Moulian）在2000年出版的书中《21世纪社会主义：第五条道路》（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The Fifth Way）所使用。
我们得记住，世界上第一次想向社会主义做和平转型的，是于1970年代初发生在在智利。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在左翼“民众团结联盟”（Popular Unity coalition）的支持下，胜选总统。但3年后，因军事政变而告挫败。如果我们这一代想从挫败中学到什么教训，那就是：如果想要和平达到这目标，就得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方案在全世界所落实的状况；也因此有必要发展另一个更能因应智利现况的方案，找出一条和平方案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阿叶德当时在提出“有红酒与馅饼（empanadas）的社会主义”时所想的；而这也是指建设一个根植于民众民族传统的、民主式社会主义的想法。
参与式民主与主人翁民主
但是，这不是复制外国模式，或输出我们的模式。这是针对每个国度，量身打造建立起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所有的模式，都会有些共同的特征。
而这些特征，也包括查维斯所提出的三个基本组成：经济的转型、在政治领域中参与式及主人翁式（protagonistic）民主；以及基于“男人女人、及人们之间的爱、团结与平等”的社会主义伦理。这些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价值，都是很久远的。依查维斯所言，它们都可以在圣经文本、在福音书，以及在诸多原住民的作为中找到根源。
查维斯，如同卡罗斯（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一样，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不能是别的事物的影印本，而得是个“英勇的开创”（heroic creation）。这也是他为什么经常会谈到玻利瓦（Bolivarian）、基督教、罗宾逊、与美洲原住民（Indoamerican）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汇集了平等、自由，与真正、完全民主的新的集体存在。他也同意卡罗斯的看法：我们社会主义方案的主要根源，可在我们各族原住民的社会主义中探索得到。他因此也指出，必须抢救与加强那些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原住民的种种作为。
此外，玻利维亚的民众在谈到“共同体社会主义”（communitarian socialism）时，他们也在提起那我们想抢救的、也是玻国副总统葛西雅所说的“共有的文明（communal civilization）；而那些技艺操作，是基于群众的力量，基于对家庭和共有土地的管理，基于经济与政治活动融合的方式等。这种文明有自己的领导层与政治机构，而它们更重视行为举止，胜于竞选；而且在这文明中，个体性是集体与个人过去经验的产物。
就葛西雅而言，大多数的玻利维亚人是“浸润在那些非工业式的经济、认知与文化结构中；而这些结构，也是其他种文化与语言的认同、以及其他种政治习性与技能的诸多载体。这一切，全源自他们自身技能与物质的生活：集体认同优先于个体性，慎重有礼的举止优先于选举，规范下的行为表现是比那任意的接受与顺从更受到尊重，权力的去个人化，协商后的和解，职位的轮替等等，皆是一种与自由主义及党代表制等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行为表现”。
在确知这种种现实状况后，也会让我们抛弃那以为我们应来协助原住民社区的西方父权式文化。而查维斯则是认为：我们反而应该是“求助于他们，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共同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源: 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