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3 次 更新时间:2012-05-20 1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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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

  1958年,湖南平江县,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斤,创造晚稻大王”的宣传标语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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