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心灵、宗教与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9 次 更新时间:2012-05-20 00:17:29

进入专题: 宪法   宗教信仰   宪法学   政治宪法学  

高全喜 (进入专栏)  

  

  摘要: 在古典社会,祭祀是最早的宪法制度,个人、宗教与国家三者通过祭祀合为一体。法律捍卫国家宗教的共同信仰,个人只有投身于公共信仰才能享有法律人格。进入中世纪,人的自我意识首次觉醒,个人心灵的安顿转变为追随、信奉耶稣基督从而获得救赎。此时的社会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宪制与教权和王权斗争的结合,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被遮蔽。新教改革确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救赎关系,信仰上帝从个人义务转变为个人权利。现代国家通过创制宪法直接与个人权利相联系,国家保障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抵御教权对个人的干预。而关于个人的心灵安顿问题,现代宪法则诉诸于人民主权之上的超验的精神渊源——基督教精神传统。

  

  关键词: 宪法;宗教信仰;宪法学;政治宪法学

  

  本文有关宗教与宪法的论述不同于通行的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外各国宪法中涉及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问题,而是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考察,即从宪制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心灵、宗教与宪法的关系,进而考察现代宪制的构建与宗教的发生学关系,以及现代宪法为什么要处理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宗教信仰自由视为现代宪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古典政制中的宗教与宪法

  

  在具体展开本文的主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超出现行的宪法学理论,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宪法与人性的关系领域,这样我们对于宪制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才能有所洞悉。关于宪法,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一)为什么古典政制存在一个心灵安顿问题?

  

  人不同于自然生物,而属于一种具有灵魂的动物,这是人类构成社会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对此,古今伟大的哲人都有论述,但是,如何构成一个政治社会,通过怎样的规则,处理人的灵魂归属(终极关注)和与他人的关系,即自我的心灵安顿和与他人组成“群”(社会)的问题,却不是任何一个族群及其文化都能够省察的。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只有那些政治成熟的文明体或民族(族群)共同体,才较为妥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他们的规则秩序,从而得以族群存续(包含种族繁衍和物质财富的生产)、文明昌盛和富有生机。例如,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和东方中国的华夏文明,他们各自塑造了自己的处理物质文化生产和心灵安顿的规则秩序,即宪制和礼制,从而成就了两种伟大的古典文明。

  为什么古典文明要处理心灵问题,并且是通过宪法或礼制来处理心灵问题呢? 这与人的本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哲学人性论的角度来看,这里包含着三重平行的关系,它们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相互关联,最终交织汇集于人性。在此我们暂时抛开关于人性的一些终极性的理论纷争(这些纷争分别证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特性) ,而是从一种经验主义或有限的怀疑主义(休谟式的怀疑论)来加以阐释,〔1〕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各种有关人性论(绝对主义的)的公约数。

  首先,人是一种动物,不但需要衣食住行,即物质性生活保障,而且人还有自然欲望(七情六欲),这些都决定了人不是天使,而是人,是一种生命有限度的生物。这一自然本性贯穿了人类社会以及历史,并不会因为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而被彻底祛除,仅能达到有限的升华。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本文不再细究,它们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其中有关财富、财产权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笔者有另文专论。〔2〕

  其次,人还是一种需要过群体生活的动物,所以,政治性或伦理性也是人的本质属性。对此,英国思想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文学性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则分别用哲学给予了理论化的阐释。〔3〕由于人要过“群”的生活,政治就出现了,从家庭政治到城邦国家的政治,有“群”就有权力,因此就出现了古典意义上的宪法。所谓宪法,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就是政治赋权以及规范权力,从而达成一种秩序。先是赋予某种机制以统治权,而后是规范权力。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某种机制,可以是一个人,尤其是拟制的人,如部落领袖、执政官、君主或(国)王; 还可以是一种组织体制,如贵族元老院、人民大会或两院议会,通过宪法赋予他或他们以统治的权力,这样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乃至正当性。〔4〕不过,统治的正当性主要还是来自宪法的规范性,即给予这种政治权力一种规范性的限制和约束,他们必须按照一些规范性的原则或约束条件加以统治。这些约束性的规范,可以是天意、神法,也可以是自然法或民意,也可以是某种契约,例如统治者与神或上天的契约,统治者与人民的契约。总之,赋权与规范权力,这是古典宪法的基本特征,至于分权制衡和权利保障,则是宪法作为政治法的一种具体的形式或技艺,随着时代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说起来,成文宪法不过是现代宪法的一种形式,古典宪法未必采用成文宪法,也不一定就宣称“宪法”,宪法史学家们认为,只要是对一种社会性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起到赋权和规范性的构建秩序之功能的规则或法律,皆可称之为“宪法”。所以,古代中国的礼制也就是中国的宪法,西方古典的希腊、罗马社会也同样有各自的宪法制度。〔5〕

  最后,除了自然本能、群体生活,人还有一种本质属性,即人是一种属灵的生物,有一种精神性的心灵需要,即通过群体以及实践活动过一种精神或灵魂生活的诉求。心灵性的精神生活固然不能完全脱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但显然也不可以化约(reduce)为这些生活,它们具有着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和政治生活,包括欲望、家庭、社群、民族和国家等等,最终都是为了承载和成就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灵寄托。当然,说到这里,已经大大超出了宪法学的范畴,关于何为精神生活,以及所谓心灵的终极关注等等,属于宗教学乃至神学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是非、真伪问题,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涉及主观的信仰。不同宗教都有各自的神学,每个神学基于自己的信仰标准都或多或少对其他信仰体系或宗教教义采取敌对的态度,所以,我们基于宪法学的考察,所面临的问题是: 对于人的要过一种精神性的宗教信仰生活诉求,宪法究竟能够给予什么或能够做什么?

  既然过一种精神性的且又是社会性(“群”)的生活是人的本性之一,宪法不是宗教,也不试图构成一种宗教教义,那么就必然要面对上述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西文明的古典宪法皆与宗教或心灵安顿有着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宗教或宗教性的心灵寄托是古典宪法的精神基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政治性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政治社会,例如城邦国家或周制天下,不外乎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政治社会(群体生活)既符合人性中“群”的需要,又能够通过合作满足物质生产,并共同抵御外侵; 另外一个便是既符合人性中心灵安顿的诉求,又能够使个体信仰获得秩序的保障,并共同形成一个精神性的团契。

  这样一来,古典宪法就具有了如下双重的品性:一是产生于人性的三重本质,即物质需要、“群”或政治性的需要、心灵安顿的需要,这三重人性诉求催生一种正当且有序的宪制或礼制; 二是宪制或礼制反过来又巩固和捍卫着上述的基本人性。从精神层面上看,它为一个政治性的群体以及其中的每个成员提供一种可以从事心灵寄托或宗教性精神活动的制度保障;从宪法功能来说,就是提供一种心灵安顿的秩序保障。应该说,宪法除了赋权与规范权力,还有一种安顿心灵的功能,宪法不是宗教神学,不具有精神超越性的功能,但它却可以为精神生活,为宗教信仰提供制度支撑,没有宗教性或精神性的诉求,宪法不可能传续下去,也不可能为人民所接受。所以,古典宪法必然具有心灵安顿的宗教性功能,或者说,宪法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的精神信仰。

  

  (二)古典政制中的祭祀制度以及宗教敌友论

  

  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尤其是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一大主导性的所谓普世宗教之前,古典宪法中的宗教内容,虽然也具有敌友论的色彩,但其强度甚至排外特性并不特别明显,例如古希腊的异邦人,罗马的万民法,以及中国文明的华夷之辨。即便如此,宪法作为一种公法,其区分政治上的敌友,仍然是宗教上的必然议题,或者说,作为人民精神信仰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保障,其宪法必然具有敌友论的性质。〔6〕本文在此暂且不去讨论史前史中有关人类文明起源上的各种神话传说以及氏族原始宗教,诸如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女娲补天、后弈射日,等等,而是从最为朴素的祖先崇拜和祭祀说起。按照一般的历史叙事,人类文明的初期,几大文明发源地似乎都有一个祭祀宗教的历史阶段,从家祭到国家祭祀,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社稷制度,构成了早期宪法的基本内容。说祭祀是宪法,原因在于其不仅仅是个人性或家族性的典章制度之起源,而且它们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从一家一族之崇拜转换为一种国家社稷,〔7〕无论这个国家是王制还是(贵族)共和制,皆通过祖先崇拜与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加以沟通,并受到它的确认、佑护和祝福。由于祭祀变成了一件公共事务或国家事务,于是关于祭祀的规则制度就成为宪法,或者反过来说,古典宪法就成为祭祀之礼仪制度,对此,古希腊、罗马与中国的历史典籍,如《礼记》、《洪范》、《左传》等皆有众多记载,它们构成所谓古代典籍之核心内容。〔8〕

  在古典社会,人民的宗教信仰往往是祖先崇拜以及神灵崇拜,而且在很多情形下,神灵崇拜又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即通过把祖先神灵化,尤其是氏族祖先的神灵化,使得这种崇拜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由于祭祀把世俗社会与祖先和神灵庇佑联系在一起,谁拥有祭祀的权力,谁就握有宣告统治合法性权力。只靠战争或暴力并不完全具有合法的统治权力,此外,还要握有祭祀权,即执掌国家的祭祀。只有握有这两种权柄,一个统治者或一种统治制度才能得以安全持续并获得人民的承认和服从。如果说战争或暴力是一种客观化的政治与军事权力,那么祭祀则是一种加冕性的政治赋权,祭祀实际上就是古典社会的政治宪法。无论是在古典希腊、罗马,还是在古典中国(夏商周三代之制),祭祀制度都是重要的制度,构成了古典政制的核心环节,统治权由此出,司法权由此出,宣战权由此出。〔9〕这不是说没有祭祀,掌握武力或暴力的首领或王(君主)就不能对外从事战争,对内实施统治,而是说这个战争权、统治权要取得合法性,必须通过祭祀加以证成,所谓国家社稷,是也。可以说,祭祀作为古典国家的最早的宪法制度,其作用就是赋予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即赋予政治权力(主要是战争权、统治权和司法权)合法性的一种宗教性“加冕”(coronation) 。

  为什么这个古典宪法——祭祀——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仅仅因为它们的一些仪式功能吗?显然不是。仪式以及推而广之的礼仪制度,不过是其外在的形式,就像后来的成文宪法之文字也只是其形式一样,关键在于它的实质。这个实质在于祭祀活动凝聚的乃是古代人的信仰,是一种古代宗教。祭祀把古代人的信仰世界以一种公共的仪式表现出来,如此它才可以具有为握有权柄的人加冕的力量。古典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力,从军事权、统治权、治理权、司法权到执行机构,上至君主下到官吏,还有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置,都因祭祀之“加冕”而具有了权能、合法性乃至神圣性。因为古典政制及其统治者的权柄,最终不过是为了保障和捍卫古代人的信仰,是宗教信仰把万民凝聚、冶炼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所以,祭祀在古典社会必然是一种公祭,即政治性的或公共性的,至于祭司阶层(阶级),只不过是一些专职化的人物,他们恪尽职守,虔诚地守护着古代人的信仰世界。〔10〕

  当然,从古典社会的历史实情来看,统治权与祭祀权并非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罗马均发生过某种意义重大的政制演变。起先,在漫长的政制历史中,尽管战争权非常重要,谁握有武力谁就成为首领进而称王,但祭司阶级的地位和权重一直占据主导,他们属于第一等级。但是,国王们由于握有现实的暴力权柄,不甘受制于祭司的控制,于是取而代之,或者自己直接从事祭祀活动,集政治与宗教于一身,或者削弱祭司阶级的势力使其受制于王权(成为傀儡)。当然,祭司阶级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纷纷采取各种方式予以反扑,于是在古典社会千余年的历史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宗教与政治争斗的悲剧,其最终的结果以政治统治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历史由此走出巫师时代,进入政制时代。由此可以说,中国的三代之治和古希腊罗马的政制,都属于这个业已走出祭司主导的政制时代。〔11〕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祭祀或古典宗教完全消失了,由于基于人性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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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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