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铭:中国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3 次 更新时间:2012-05-18 10: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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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铭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个多年的持续、高速的增长,被很多学者誉为“中国模式”。但是,这种持续、高速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财富累积效应偏弱;产品质量效应堪忧;就业带动效应很小;收入分配效应较差;环境破坏效应过大。从未来的增长而言,中国模式将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有限的资源将难以支持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增长;二是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内需不足”)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三是缺少高技术和创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供给低效”)难以为继。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负面效应,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的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40506.9亿元,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第1上升至第3(现在已是第2);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075.4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第10Z升至第2;到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3992亿美元,是排第2位的日本(9970亿美元)的2.4倍。2008年,中国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的前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均列世界第一;发电量、油菜籽列世界第二。另外,中国的汽车、计算机、移动通讯手机的产量都已达到世界第一。而在高速铁路方面,中国尽管起步较晚,但通过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济学界就有一些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自2004-5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种报刊和其它媒体中。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对“中国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一些研究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推广和普适的意义。本文则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应该深刻认识其本身的负面效应和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关于中国模式的负面效应

  

  尽管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负面效应。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累积效应偏弱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饱受冲击,经济一蹶不振。而中国经济则可谓一枝独秀,继续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增长,40年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近10%。这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GDP这一流量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存量)是否也以同样的速度迅速地积累呢?答案应该是不尽然的。这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房地产产业为例,我们在快速盖起一群又一群的高楼大厦,迅速改变城市景观的同时,也在一大片、一大片地进行着房屋拆迁。更有甚者,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宾馆或大楼(十几层甚至几十层)虽然盖起来的时间不长(几年或十几年),但其各项设施均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炸毁重建。于是乎,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到处大兴土木、高楼林立,同时GDP也在迅速地增长。在拆迁的过程中,我们固然也能增加一些就业和创造一点GDP,但是,那些被拆掉的房屋本身所包含的大量的财富却一下子化为乌有。假如旧的大楼价值为1亿元,新盖的大楼造价为3亿元(含炸楼),其中增加值为6千万元。这样,我们炸掉了旧的大楼,并盖起了新的大楼,其中对GDP的贡献是6千万元(增加值法)。但是,被炸掉的旧的大楼所包含的1亿元的财富却几乎荡然无存了。这样的“除旧建新”的做法在中国并不罕见:把旧厂房拆掉盖起新的厂房,把普通的大树挖掉种上新的名贵的树种,把旧的广场扩建为新的、更大的广场,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会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相对于GDP的高速增长而言,中国财富存量的累积速度肯定要大打折扣。相比之下,英、美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尽管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但其经济增长的财富累积效应却要明显地好于中国,因为它们远没有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拆迁和原地“拆旧建新”。因此,单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确实大大地高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但是,就财富存量的增加速度而言,中国的优势肯定不如GDP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品质量效应堪忧

  通常我们是用GDP的增长速度来表示经济增长。而GDP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在其领土范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因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从数量上反映出两个国家在物质产品和劳务总产出方面的差别。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仅仅是总量的增长并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我们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多年以来,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说屡禁不止,充斥着大大小小市场的各个角落。从假酒、假烟、假鸡蛋到各种“山寨版”的产品,消费者的反应从最开始的惊讶、愤怒逐渐转变为司空见惯后的无奈甚至是接受。而一些伪劣产品不仅仅给我们的GDP加注了水分,更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假种子、假化肥坑害农民的事件屡见报端,对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一些假药则使得有些患者永远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生命。从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问题奶粉事件,不仅让民族奶粉业遭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给奶粉行业造成了重大破坏,更严重的是严重影响了众多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据2008年9月媒体的报道,全国共有24万多名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而导致泌尿系统结石(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并有多人死亡。三鹿奶粉事件不仅震惊了全国,而且在国际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不仅使我国乳制品行业背负恶名,而且祸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美国《商业周刊》曾就此事写道:“中国商人对最天真无辜的婴幼儿都能做出这种事情,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虽然这一评述有些过于夸大,但它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关注和反思。2011年3月中旬,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百强双汇集团被爆“瘦肉精”事件,导致全国各地双汇产品下架、双汇股票跌停,每天的销售额减少约1亿元。除经济上的损失外,双汇用20多年时间铸就的放心肉的品牌受到质疑,损失难以估量,整个肉类行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事件”的不断出现,不仅使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日益担忧和关注,而且应该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效应很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1979-2009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9%,远高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在这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经济所创造的就业数量却不尽人意。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79-2009年,我国的就业平均增长速度为2.2%,而这主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初期就业增长速度较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91-2009年,我国的就业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2001-2009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0.9%。就业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城镇失业率的不断上升:1979-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其中1991-2009年为4.7%,而2001-2009年则达到5.0%。自2003年以后,我国每年的城镇失业登记人数都在800万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都达到4%以上。大量的失业,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给失业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失业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因而大多数的失业者都无法得到失业救济金。例如,2008年、2009年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886万和921万,而这两年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分别为516,7万和483.9万。若大体按照3口之家来计算的话,则这两年大约有1100万人-1300万人受到失业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实际失业人数可能还要远大于这一数据。在2008年、2009年,我国就业人员合计分别为77480万和77995万,同年年末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2399.8万和12715.5万。也就是说在2008年、2009年,我国只有16.0%和16.3%的劳动力参加了失业保险,而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大约84%的劳动力中的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并没有计人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之中。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较差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在不断恶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1978年我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212和0.16,到1990年上升550.310和0.23。此后,我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对于我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有着不同的结论。赵人伟认为,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一是国家统计局做出的0.4左右(低估计),二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出的0.45左右(中估计),三是南开大学做出的0.5左右(高估计)。但不论是何种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二者的比例为2.57:1。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加上政府逐步放开了粮食的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到199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3元,二者的比例缩小为2.20:1。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粮食价格徘徊不前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加上各种税、费等名目繁多的负担,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在同一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样,到200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二者的比例扩大至2.79:1。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乡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01-2009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6.6%。结果,到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7174.7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5153.2元,二者的比例则扩大为3.33:1.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所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因素的话,则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5:1左右。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1990年,我国最低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为6.4%,最高收入的20%和1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分别为41.8%和24.6%。到2001年,我国最低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下降到4.7%,而最高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进一步上升到46.6%和50.0%。这表明,从1990-2001年的短短的十余年中,我国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增长了近20%,而最为贫困的20%的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则下降了1/4以上。而在城镇中,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1995年,我国城镇中10%的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8231.31元,而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217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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