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铭:中国增长模式的负面效应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2 次 更新时间:2012-05-18 10: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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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铭  

  7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3.8倍。到2009年,我国城镇中10%的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51349.57元,而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5950.68元,前者为后者的8.6倍。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破坏效应过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这些过去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免费的“公共品”,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了。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的水和空气是世界上最脏的,而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在亚洲是非常突出的。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在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在环境污染方面,淮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89年2月,我国第三大河淮河发生首次重大污染事故,自来水厂被迫关闭,几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经济损失过亿元。1994年启动的淮河治污工程,是我国政府在重点流域打响的第一个环保战役。然而10年的治污和1600亿元的巨额投资,并没有使淮河污染得到真正的改善。2004年7B,淮河下游再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干流形成一条长100多公里的污染带,祸及两岸百姓。另外,现代科技产品在给人们带来更多快捷和享受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的污染源。例如,汽车排放的尾气已经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废弃的电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中含有铅、铬、聚氯乙烯、溴化阻燃剂等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如不加以处理而直接抛弃,就会严重地威胁环境质量。目前,电子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全球的大问题。我国面临电子垃圾污染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我国自身不断地生产着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大量的国外电子垃圾涌入国内。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中,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90%运到我国,这就意味着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涌入了我国。并且,这种洋垃圾进入我国的地域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目前已经从广东地区向浙江、上海、福建、山东、湖南等地蔓延。一些调查显示,浙江台州地区正逐渐成为我国最大的洋电子垃圾市场。在台州,数以千计的非法小作坊以焚烧等落后工艺拆解来自国外的洋电子垃圾,给当地的生存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恶臭的河水、枯死的树木、夭折的婴儿、烂手烂脚的村民以及更高的癌症发病率。

  

  二、关于中国模式将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面对新的时代和国际经济环境,中国有着不少的发展机遇。对此,王小广提出:就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来看,中国存在着“弯道超越”的机遇;就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中国经济存在实现新的历史大突破的机遇;就国内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释放的机遇;作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器”,中国可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资源、需求和供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一)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持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但是,如果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从世界上国土面积较大的几个国家来看,我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四),俄罗斯联邦为1709.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为998.5万平方公里,美国为963.2万平方公里,巴西是851.5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是774.1万平方公里。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远多于其它四个大国,因而使我们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这些国家。在2008年,我国的人口数是132466万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是142;而美国的人口数是30406万人,人口密度是33;加拿大的人口数是3331万人,人口密度是4;俄罗斯联邦的人口数是14195万人,人口密度是9;巴西的人口数是19179万人,人口密度是23;澳大利亚的人口数是2143万人,人口密度是3。由于我国的人口密度是其他几个大国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这样势必使我们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大大落后于其它四个大国。再从我国和美国的比较来看,两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等,但是土地状况和自然资源条件却相差很大。美国的土地大多是平整、肥沃的,可利用率很高,水资源和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而且多种矿产资源居世界前列。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则要差得多。如果按照地形分的话,我国的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3.33%、26.04%、18.75%和9.90%,而平原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仅为11.98;如果按照特征分的话,则我国的耕地、森林、内陆水域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仅为12.68%、20.36%和1.82%,可利用的草地与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32.64%,这就意味着我国大约有1/3的土地(如沙漠、盐碱地)是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我们曾经自豪地宣布: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固然体现了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说明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从水资源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60个城市中,有约400个城市缺水。而且,我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以至于国家不得不花费数千亿元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期来看,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我国水资源的紧缺状况将进一步加剧。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的水资源总量由27700.8亿立方米下降至24180.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由2193.9立方米/人下降至1816.2立方米/人(而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仅为126.6立方米/人、126.8立方米/人和218.3立方米/人),仅10年时间就减少了17.2%。总之,尽管我国的国土面积很大,而且也有一些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来说,我国还是一个资源较为紧缺的国家。

  近年来,我国能源的生产迅速增加。2009年,我国的煤产量列世界第一,发电量列世界第二,原油产量列世界第四。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能源和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我国进口原油17888万吨;2009年增加到20379万吨,增加了13.9%。2008年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44356万吨;2009年增加到62778万吨,增幅达41.5%。2008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达260552万吨标准煤,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291448万吨标准煤,进口量为36764万吨标准煤,即大约有12.6%的能源需要依赖进口。其中,石油的情况尤其不容乐观。1990年,我国进口石油755.6万吨,仅占当年石油消费量(11485.6万吨)的6.6%;到2009年,我国进口石油的数量达到23015.5万吨,占当年石油消费量(37302.9万吨)的6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以年均增长4.8%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年均9.4%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90年到2004年,我国每万元GDP的能耗下降了45%,但是,这个指标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7倍多。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这表明,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显然,日益稀缺的有限资源将难以支持这种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

  (二)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内需不足”)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投资实现的。1991-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2.5%,远远超出了同期GDP10.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GDP的构成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2007年,我国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总资本形成(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务的国外收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14%、44%和8%;而美国这四个量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16%、19%和-6%,日本分别为59%、20%、21%和-1%,德国分别为58%、18%、18%和5%,英国分别为64%、22%、18%和-4%。由此可以看出,与我国的GDP构成中家庭消费比重过小而投资比重过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几个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国内家庭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家庭消费作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07年,中低收入经济体系的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总资本形成(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务的国外收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61%、15%、25%和-1%;高收入经济体系的平均值分别为:62%、18%、21%和-1%;全世界的平均值分别为61%、17%、22%和0%。

  同时,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在不断地强化。这里,我们不妨考虑两个重要的变量: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我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742.2亿元和5498.7亿元,二者占当年GDP(26651.9亿元)的比重分别为14.0%和20.6%。到2009年,我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加到76299.9亿元和69692.5亿元,占当年GDP(340506.9亿元)的比重分别为22.4%和20.5%。这意味着,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尽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几乎没变,而政府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增长了60%。这说明政府在控制投资和主导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如果把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看作是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份额的话,则从1992年到2009年,政府主导的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由34.6%上升到42.9%。

  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加强,还体现为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199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3149.48亿元,占当年GDP(21826.2亿元)的比重为14.4%;到2009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68518.30亿元,是1991年的21.8倍,占当年GDP(340506.9亿元)的比重上升至20.1%,增长了39.5%。其结果是,导致了广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91年,我国的工资总额为3323.9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5.2%;到2009年,工资总额为40288.2亿元,是1991年的12.1倍,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1.8%,比1991年减少了22.3%。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174.7元和5153.2元,分别是1991年这两项收入(1700.6元和708.6元)的10.1倍和7.3倍。在1991-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5.5%,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0.5%)分别低2.2个和5.0个百分点,比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18.4%)分别低10.1个和12.9个百分点。

  广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会影响其消费支出的增长,是导致我国长期“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言,我国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速度”增长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增长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难以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会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的增长,但同时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又得不到明显提高和改善的话,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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