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7 次 更新时间:2012-05-15 09: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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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开始显现,出口、投资、消费皆乏善可陈,通胀压力也超过预期。在此宏观经济格局下,《东方早报》记者访问了复旦大学韦森教授。通过分析目前我国的宏观形势,且回顾凯恩斯与哈耶克经济理论之争,比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韦森教授认为,改变我国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减税富民,给民营企业减负,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才有望启动内需。韦森教授还认为,既然整个经济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使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一正在到来的“大转型”的合宜应对,而不再期望和企划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而维系短期的高速增长。这样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来说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在倒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三驾马车皆有隐忧

  

  记者:在采访您之前,我们走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和银行,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税赋高企、融资困难等困境,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依然高达8.1%,这是否真实全面地反应了实体经济的现状?

  韦森:按照2010年开始实施的我国《统计法》,虚报数字要受到行政处分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各个地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和真实,每个季度的GDP数字是否反映经济的真实走势,我们却不敢贸然判断。举个例子来说吧,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出口绝对值下降了18.1%,整个经济非常困难,各地的工业用电量也大幅度下降,但我们的统计数据仍说2009年我国的GDP增长了7.1%,你信不信?信也好,不信也罢,但至少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认为,不要尽信短期--如季度的GDP统计数据,因为这一个短期指标并不一定反应经济的实际变化。

  我最近在江浙一带走了一下,从地方和企业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这都是原因。最近,一些浙江的出口企业反映说,都到4月份了,今年的出口订单却不如往年那么多,这也部分说明了问题。近来,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在4月份将“探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增速下行的迹象。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我国三次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按照中金公司专家组的研究,自2006年以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看来是一个自然趋势。最近,吴敬琏老师就讲,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正在发生,且必不可免。

  目前我对全球经济还不是太悲观。到今年9月份,美国到期的次贷就基本上消化完了,美国经济会开始慢慢复苏。IMF等国际组织曾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大致有2%的增长,并且最近还调高了对各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但是,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恢复性的增长。因为,在2008年~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的GDP总量萎缩16%点多,经过两三年的恢复性增长,目前才大致回到衰退前的水平。我的判断是,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既不会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多年较快的增长了。这种世界经济格,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有增长,总量增加了20.3%,但对GDP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还是负的,甚至比去年负的幅度还更大。另一方面,前几年启动的一轮大的基建投资高峰也即将过去了,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慢慢减弱。现在,至多再花几万亿去修建之前已经开始兴建的“铁、公、基”设施投资项目。这一波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会过去,但是留给地方政府的是巨大的负债。这些负债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借债或者通过银行贷款来承载的。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最近各地政府不是又开始发地方债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点像是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长期难以为继。如果贡献了我国绝大部分就业的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大家都不做实业了,光靠政府投资,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最近有消息说,发改委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又开始批项目了,这非常荒唐。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了,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已有十多年黄金时代的超高速增长。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多亿元了,人均GDP也超过了5000美元,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现在,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我们的整个宏观政策导向,却似乎要完全是逆这一经济下行的趋势,要继续服“兴奋剂”,这不对呀!且根本扭转不了我们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的趋势。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靠外贸及地方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都已减弱,三驾马车似乎只剩消费了?

  韦森:靠启动内需消费来保增长?目前看来也比较困难,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安排下,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美好愿望而已。根据GDP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为GDP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CPI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另外,这些年来,我们的家电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普及得已经很广了,且我国的液晶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高。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般有较长的更新周期。今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指靠启动家庭消费来启动内需,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乃至2011年3月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其他政府文件一直在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启动内需来保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靠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来保增长。但是,这将如何实现?如果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怎么启动居民消费?怎么靠启动内需来保增长?要启动内需,最简单的还是提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要减税富民,包括对民营企业减税,才有望真正启动内需。必须落实对民企--尤其是对中小民企,而不仅仅是小微(利)企业--的减税,让民企税负减下来,能活下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能再让过去那样,老是想着靠政府花钱、靠大型国企投资、靠铁公基大基建项目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必须改变我们现在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外贸出口增速开始下降,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正在过去,而居民消费又一直不能强劲增长,因此可以认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动力不足,整体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似乎就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再说,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速逐渐下行,应该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政府决策层,商界领袖和财经界人士,乃至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好像都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举例说,企业利润多年来逐渐下滑,一些企业的利润率已经很薄甚至到了亏顺的边缘,但国有商业银行却仍然暴利;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要通过IPO上市的公司还在大量排队;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了,但却要不断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地方债来搞新项目;在加上一些根本在目前的即将发展阶段上根本就不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部门在国家的优惠产业政策激励下还在盲目扩张……,等等,这均说明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所可能引致的“经济的大转型”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011年以来出现的全国普放高利贷且时有各地企业家、老板“跑路”甚至自杀跳楼等现象,只不过是对这一即将来临的大转型没有准备和“过度投资”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另外从整体上看来,政府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导向,也还是逆这种目前体制安排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为。

  记者:您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吗?

  韦森:到今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差不多达到90万亿了。只要货币政策稍一放松,今年广义货币M2超100万亿元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换算成美元,中国的广义货币已经目前比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了。但是我们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广义货币总量这么大,一元GDP,一块八毛多广义货币,这种情况下,广义货币稍“溢出”一点,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不得了。这是近两年CPI一直攀高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这几年的CPI上涨,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有关研究机构数据表明,我国的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的变化基本上同步。这背后的逻辑是:美联储一“超发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宽松”,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就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的进口国,CPI就接着“抬头”。

  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还将维持在0~0.25%左右不变。相对欧洲国家,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得多,下半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的趋势可能会显得更好一点。如果美联储不再推出QE3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回落,中国CPI上涨的压力随之也就会减小。

  记者: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观中国,是如此迥异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此您怎么看?

  韦森:我曾经对近几年决策层频繁地动用货币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2007年以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频繁应用,且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向。现在看来,央行货币政策的第四次180度的“大转向”或将到来。一国经济的运行,三四年里就来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一会儿服“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在“熨平”经济周期,还是在人为制造经济周期?这样频繁且多变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会把好端端地经济折腾出毛病来的!记得去年,周小川行长曾在上海讲,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在做“宏观调控”,也一直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当然没错。但是,要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大不一样。从2001年美国几个年级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贝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他最近还在强调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到0.25不变。这说明美国最近10年里,货币政策保持一个方向在“调”。

  再看我们呢?五、六年里发生了4次“货币政策调控”的180度大转向:2007年中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还要对贷款“窗口指导”,靠行政命令让各商业银行缩减贷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曾四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三年期间,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快到30万亿了,超过2011年我国GDP的总量的一半。从2010年1月15日到2011年6月14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提高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自2011年12月初以来,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两次“法准金”了。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GDP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记者:目前,西方各国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仍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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