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 何平 张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1 次 更新时间:2012-05-13 15: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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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   何平   张锐  

  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陈亮(2011)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这一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如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搞进口替代和加强出口等。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着重发展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术最好是采用在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不能也不应进行自主科研开发,这主要是因为自主科研开发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因而企业产品换代升级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产业转移的方式,或者靠对发达国家模仿技术的方式,甚至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来分享国际技术溢出所带来的好处。但是这样将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核心技术多为国外发达国家掌控,成为技术的追随者;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出现木桶效应、整体竞争力难以提升,抑制产业升级换代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陈亮,2011)。

  从Garrett(2004)的研究出发,蔡昉(2011)总结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蔡昉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用以解释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尴尬处境。

  如果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驱动要素需要由市场和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郑秉文,2011)。如果能通过人力资源和科研的投入来换取创新能力的提升,则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例子(刘伟,2011)。马岩(2009)也指出,中国如果想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能力的提升必不可少。

  5.“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2008)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2008)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2011)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6.消费不足论。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2010)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

  

  三、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人民论坛2010年七月就“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对社会公众和各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社会公众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指数低于50%,只有8%的公众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出较为乐观的结果,42%的专家对于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低于50%,只有6%的专家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其余专家则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百分比为52%。事实上,对于中国是否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现有文献也呈现出较大的争论。

  1.中国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现有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对上述观点持支持态度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是支持上述观点,但是其根本论据则是截然不同的。江时学(2011)和刘福垣(2011)分别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不存在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同时由于收入等级的划分本来就具有相对性,因此不应当直接将在此阶段的发展问题都归结到特定阶段和收入水平上来。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现代化陷阱”,如果按照“中等收入陷阱”来对我国的改革开出药方,其结果肯定是在“现代化陷阱”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

  还有一种认为中国一定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建立在中国具备现在深陷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上的。这一观点首先认可“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和艰巨挑战,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也能顺利跨越这一陷阱。胡鞍钢(2011)认为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日益迫近中国,但是“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优势”。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时候,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三个有利条件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国家领导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以及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三个面的优势将最终一定会使得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郑秉文(2011)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和已经完成的两次跨越和将要进行的第三次跨越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以及进行第三次跨越的过程中中国将要面对“转型陷阱”、“拉美陷阱”和“福利陷阱”。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挑战。即便如此,改革开放33年的经验以及前两次跨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历史”。

  刘伟(2011)指出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同时潜在的城市化空间也能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另外,从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增长的潜力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反而变成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了。以上三个方面被刘伟(2011)认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改变微观上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宏观上经济调控的方式,可以促使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方式的实现。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此外,马克(20lO)也认为中国经济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经济发展不会步入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侯永志(2011)在分析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参照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速度后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2,中国很难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与上面的观点相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会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掉进这一陷阱。李扬(2011)认为,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以及三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增长导向都将导致中国很难规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王一鸣(2011)意识到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将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高储蓄率趋于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挑战,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得极其困难,因而中国非常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杜传忠和刘英基(2011)注意到,由于我国在需求结构方面,作为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比重过高,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状况依然较为严重,使得导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风险增加;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以及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早就的利益群体的阻挠则增加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风险以及全球化风险,使得中国具有极高的概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优化需求结构与政府治理模式等途径都是使得中国最终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手段。

  马岩(2009)认为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315美元,进入了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处在递增阶段。但这一时期已经处于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有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阶段。他通过运用其六要素交叉式网络框架的分析表明中国目前正处于该网络框架中,十分不利于增长机制的转变,因而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为了最终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从交叉式网络的六个要素同时入手设计全新的增长机制。

  马晓河(2010,2011)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产业结构,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极难克服的困境。国际压力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压力看,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第二,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发展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虽然有如此空前的压力,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却还面临着如下几点困境:第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第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第三,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内部结构矛盾;第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必将十分迫切但又异常艰难,因而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3.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种关于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则没有明确表示出中国是否会最终跌入该陷阱,只是就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蔡昉(2008)、George等(2004)通过对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虽然收入分配的不均是导致该陷阱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经较高,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并未伤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还不能判断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蔡昉(2008)同时也指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中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必修功课。

  曾铮(2011)认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的改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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