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笔者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数据，对建立的一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干部“逆向选拔”的制度安排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改革后干部录用制度向“绩效选拔”转变，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制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尤其是中高层干部存在明显的地位再生产。

关键词：家庭背景；干部选拔；资本；制度

*作者：孙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E-mail：SunmingSoc@gmail.com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08JZD002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研究》（06BSH049）的资助。感谢刘欣、李煜、桂勇等教授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计划经济体制下，干部作为公权力的代理人和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者是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干部享有很多生活机会，甚至在“放权让利”的市场化过程中还获得新的特权（刘欣，2005a ；2005b）。谁会成为干部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已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选拔或干部地位获得的研究表明，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当干部具有重要作用（Li Walder，2001；伊亚尔等，2008；Baylis，1974；Bailes，1978；Li White ，1990）。哪些人更容易获得这两种资本进而更可能成为干部，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家庭背景出发研究干部选拔。如果地位获得是人们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投资和竞争的过程（林南，2004），那么作为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使竞赛在起点上就存在着不平等。即使在开放的绩效社会，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职业获得的作用依然显著（Hauser Featherman ，1976；Bourdieu ，1977；Grusky Hauser，1984；Ganzeboom，et a l .，1991）。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代干部地位的获得，在不同历史时期，哪些家庭的子代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将中国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的关系概括为三种观点：家庭背景无用论、家庭背景有用论和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

（一）家庭背景无用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和宏观政治动态而非市场机制决定，国家政策深刻影响着社会流动的状况。毛泽东时代“去阶层化”、“平均主义”的政策在颠覆旧社会分层秩序的同时，也切断了新老精英代际间优势传递的链条，因此，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基本没有作用（Whyte ，1975；Parish ，1984；周雪光等，2002）。

笔者认为以上理论观点从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考察家庭背景的作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他们只看到家庭内部代际间地位继承性的消失，却忽略了家庭之间的差异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家庭出身的差异会使子代面临两种不同的政治待遇——庇护和排斥。因此，家庭背景无用论的观点值得怀疑。

（二）家庭背景有用论

该理论观点也称精英竞争理论（Hu，2007），它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政策本质上不是追求“平均主义”，而是新的革命精英依靠国家权力通过阶级标签系统打击旧精英，是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名义下谋求特权的垄断和政治地位的再生产。党的革命者、政治干部和党员家庭的子代凭借良好的阶级出身在入学和入党中占据优势，初职更容易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并最终成为干部精英；相反，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则受到排斥，很难成为干部。1978年以后，家庭的"政治关系"依然重要，市场转型放松了对新精英家庭的监督，使政治关系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新精英家庭的后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精英竞争理论虽然看到了家庭之间的政治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子代当干部的影响，但依然存在缺陷：首先，精英竞争的逻辑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运用到作为新精英核心的干部家庭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改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终止，新精英如何继续打击旧精英？其次，Hu 认为改革后精英家庭的优势源自"政治关系"，但这一概念所指不明，并且无法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市场转型会导致对精英家庭监督的放松和政治关系作用的增强。最后，经济精英在市场化改革中重新出现，知识精英也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为何他们的子弟在干部地位获得中没有优势，而只有革命精英的子代独享优势？

（三）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

魏昂德等人整合了前两种理论观点认为，改革前家庭背景没作用，改革后有作用（Walder Hu ，2009）。他们认为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体现领袖意志的国家政策既包括打击旧精英的阶级标签系统，也包括文革时期打击新精英的一系列政策，这为精英家庭优势的代际传递设置了政策障碍，结果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黑色的反动家庭，以及不红不黑的中间家庭的子代在当干部的机会上没有差别。改革以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使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在中国具有较高的地位，打击精英政策的终止和市场转型使红色家庭的优势得以传递，他们的子代最有可能成为干部。家庭背景阶段论虽然引入时间维度，将家庭背景无用论和精英竞争理论整合起来，但也包括了两种理论观点的缺陷。

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未形成统一的答案。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哪些家庭的子代更容易成为干部，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改革前后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围绕以上问题，笔者尝试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并通过经验研究的发现来回应已有的一些争论。

…………

七、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不同的干部选拔录用制度下，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当干部的机制，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1978年以前，军人的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说明改革前家庭背景是起作用的，它以“家庭出身”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政治不平等，认为家庭背景不起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次，1978年以后，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后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有优势。这表明摆脱了家庭出身等政治束缚的知识精英的后代也有优势。这不同于精英竞争论和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所认为的，只有革命的新精英或红色无产阶级家庭的后代有优势。改革以后，家庭背景起作用的中间机制除了入党还包括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此外，更有趣的研究发现是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之后，依然享有显著优势。笔者认为在干部委任制下，中高层干部很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资本来实现地位的再生产。

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无论是政策安排还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父代总是将自己占有的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当干部所需的资本类型，导致子代干部地位获得机会的不平等。

改革前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和选拔标准，则规定了不同家庭的机会结构和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本文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样本量限制，无法对历史时期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对类似“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无法进行深入地分析；军人的样本量也比较少，有可能使统计结果产生偏差，导致研究结论不可靠；体制外单位中的经济管理精英数量极少，笔者只能将其与个体户进行合并，无法准确获知经济精英子代当干部的机会；最后，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之后依然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笔者猜测是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而现有资料无法进行验证。笔者希望将来能够以新的研究设计和资料来弥补本文的不足，对家庭背景作用于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进行更深入地探讨。